公益经营：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消薄”行为研究

目前中国城乡和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仍然显著。如何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和治理的重要议题。以浙江省D区的强村公司为例,分析地方政府旨在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消薄”行为在县域社会的运作过程、机制与制度成因。地方政府动员村庄加入强村公司,统一开展多种形式的市场化经营,通过收益分红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此举缩小了乡村区域发展差距,以创新形式实现了地方政府的“消薄”目标。地方政府通过塑造政策合法性、县域政治统合与公益型代理等机制实现“消薄”行为的有效运作。目标考核体系下的创新竞争、体制监督下的低风险发展偏好以及集体经济的治理价值等制度因素,形塑了共同富裕背景下地方政府强公益经营行为的特点,其政策实践为村集体经济提供了迈向均等发展的机会。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系统审视与实践路径

城市社区作为一种脱域传统"单位人"建制的"陌生人社会"空间场域,因社区主体的主要职业行动不在社区,必将引致多元主体利益诉求的复杂性冲突。为维护社区公共秩序的和谐稳定,基层政府惯于采用科层下移与技术嵌入的复合模式以求速解社区复杂性冲突。这种治理策略虽效能快捷却依旧问题重重。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作为一种以"统筹发展与安全"为战略导向、以基层党建助推多元主体关系链接为组织领导、以尊重个体自主性培育共同体归属感为精神自觉、以协商民主实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同型治理共同体形态,具有在理念和行动上既利用"脱域"又改造"脱域"的"低投入-高效能-可持续"的治理效能结构,将成为未来城市社区治理的创新方向与行动指南。     

权利视角下的社区自治建设

政府与社区的关系问题是城市社区自治的核心问题。在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模式以政府主导型、合作型或混合型、自治型三种治理模式为主。社区自治建设是由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变迁的过程,社区自治建设的突破口和核心任务是公民权利的恢复,在社区自治建设过程中将伴随着地方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博弈。     

社区发展与建设主体研究

社区建设与发展是以社区为单位的 ,如何动员社区建设与发展的主体最充分的发挥其参与的积极性是社区建设与发展成败的关键。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组织及派出机构在社区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充分发挥企事业组织在社区发展中的支持作用 ,充分发挥社团法人组织在社区发展中的中介作用 ,充分发挥城市社区居民在社区发展中的基础作用 ,并且使地方政府组织及派出机构、企事业组织、社团法人组织和城市社区居民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形成合力 ,城市社区的发展才会有动力、有基础、有保证     

城市居民社区工作服务需求及其模式探索——以广州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民生为重点的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也已经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由于社区居民需要的服务均有不同的特点,因此,社区社会工作服务必须具有适时性、针对性、有序性和有效性,从而不断满足社区居民各方面的需求。试图以广州为例,探索一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城市社区工作模式,即立足街道综合服务中心,依托社区服务组织,辐射居民家庭,具有地方特色的社区服务模式。     

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主体的行动机制

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选择是理论建构和现实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基于我国国情和社区建设实践,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未来理想图景是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未来的内生型社区建设模式下,存在着党、政府、社会、市场和居民五大主体,实践中需要在有效整合社区利益的前提下,构建政府与社区间平衡与协商关系、政府与社会组织间伙伴与共赢关系、政府管理与居民自治间互补与互限关系为框架的社区建设主体行动机制。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

社区治理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由行政型社区向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的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一种反映,它代表着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方向。建立在合作主义基础上的新型政府与社会关系、社区制逐步取代单位制以及城市街道制体制的改革,代表着我国社区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     

基于治理理论的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认识及建议

回顾了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发展历史,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由原来的街居制转变为社区制,这种变化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治理兴起的社会背景是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管理危机,其主要因素就是面对现代社会的极度复杂性,常常出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情况.治理的发展脉络大体上是从民族国家到全球事务的治理,而后又向基层即地方治理扩散.在这一过程中治理理论体现出一些基本思想和重要理念.在此分析认识的基础上,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呈现若干重要特征,并结合社区治理的实际,提出了相应的社区治理建议.     

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经济发展研究——基于社区集体发展的视角

乡村振兴是国内大循环有机发展的重中之重.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但由于种种原因,亟需解决群众搬迁后生活生产中存在的发展不足和返贫风险的问题.以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集体经济发展为例,介绍了贵州易地扶贫搬迁情况,分析搬迁社区居民困境.从社区集体发展视角出发,构建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框架与体制机制;探讨社区集体发展的组织、管理、股份及利益配置架构;解析社区集体经济合作社与社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社区集体发展中的相关问题,理清收益内部化、风险内部化、本地就业、保障最大化、兼顾公平的社区集体发展机制;提出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     

沪穗两市社区学院发展的对比分析

本文通过比较上海市徐汇区社区学院与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社区教育发展的概况,发现沪穗两市社区学院发展的相同之处是有利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以高等学历教育为依托、发挥了社区教育研究功能,相异之处表现在政府重视程度、影响力度、师资队伍、社区教育课程开发和建设、服务模式等几个方面。     

论中国社区发展与建设

中国社区可分为传统社区——单位和非传统社区——街道办事处管辖区。随着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转向市场 ,城市社区旧有的社会整合模式面临挑战 ,多元契约性社区逐渐形成。“大社会 ,小政府”是社会现代化运行的基本特征。“单位”已属于经济范畴 ,而落实社会职能的基本载体是社区。中国社区化发展与建设有其社区化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     

新农村县域社区教育发展模式研究——以浙江省义乌市社区教育为例

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新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社区教育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充分利用各类教育资源,旨在提高全体社区居民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教育活动。新农村社区教育是在县域范围内,充分利用城乡各类教育资源,旨在提高县域内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县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社区教育活动。文章从目标任务、功能定位、管理体制、办学形式和保障机制等方面阐述了新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运作机制和工作方略。     

“弱嵌入性”人性预设与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建构

社会科学的学科分野,与其说是关注的领域不同,不如说是各学科对人性的不同预设从而导致的方法论与理论模式的差异。新经济社会学在批判经济学"社会化不足"的人性预设和社会学"社会化过度"的人性预设的基础上,确立了"弱嵌入性"的人性预设,并以此为其逻辑基点,建构了新经济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命题:经济行动是受社会所限定的,它嵌入于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经济组织(如企业和市场)的结构是由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共同决定的;经济制度的建构不仅有其经济效率逻辑,也有其社会合法性基础。     

社区发育与社区就业:影响社区就业的因素及社会政策研究

社区发育的程度直接影响社区就业的规模和能力.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居民消费理念的不同及消费能力的差异,影响了社区就业的需求量;政府对社区建设的支持程度,影响社区解决就业的能力;社区发展的能力表现为社区公共资源配置的状况和处置能力,决定了社区就业需求是否能转化成为社区就业机会;社区社会组织发育的程度,是吸纳和创造社区就业、推动城市社区发展的重要空间.文章还针对性地提出通过促进社区发育推动社区就业的有关社会政策.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社会权的实现

社会权的意义在于使每个人平等地享受国家发展的成果,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农民相对于市民处于弱势的地位,由此造成了二者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上的不平等,并导致诸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最终是要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实现整个社会的平等与公正。只有实现农民社会权,才能真正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村改居”社区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与探索——以福建省厦门市马垅社区为例

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是"村改居"社区由传统农村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向城市社区治理机制顺利变革的关键环节,但改革还面临着清产核资过程不规范、集体资产量化分配困难、集体经济组织运作管理机制不顺等问题。马垅社区作为厦门市改革试点,"村改居"后较成功地进行了集体经济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在加强集体资产管理、保障村民权益、促进社区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清产核资、股权设置、折股量化、股权管理、收益分配、组织设计等改革环节的方案设计可供借鉴。但其改革还不完善,存在强权精英的牟利空间,缺乏对股份合作社运作的有效监督,产生了浓厚的社区福利主义。为此,要推动股份合作制度创新,加强政府引导支持,提高社区内生发展能力,进一步推动改革发展。     

市场转型条件下的社会风险及其应对：一个研究综述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深入,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风险加剧时期,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渐进性和路径依赖也使得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具有其自身特点。国内学者一般将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和社会分化与断裂作为社会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且进行了大量风险程度衡量和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同时也提出了如何有效应对社会风险的基本策略和具体措施。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现状及对策:兼论“两委一站”模式

城市社区是城市建设管理的基本单位,在社会管理和城市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管理越来越强调加强社区管理和发挥社区的基层服务功能。"十二五"期间,在我国加快城市化进程和社会管理的大背景下,现有社区管理体制和模式暴露出很多体制、机制上的问题,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亟须在管理模式上探求新的出路。构建"两委一站"社区管理模式可以有效规避管理体制中的矛盾,尽可能发挥出社区在基层的核心服务作用,为促进城市化发展和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保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     

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社区管理中存在的诸如政府"越位"、居民委员会角色"错位"、社区中介组织发展不规范、社区管理工作队伍薄弱、社区居民参与程度低等问题,主要是由于政府管理观念滞后、"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原则贯彻不力以及政府在许多方面的"缺位".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我国城市管理方式实现从"经济主导型"向"社会主导型"的转变将起到关键作用.     

城市业主维权运动:特点及其影响

城市业主维权运动是伴随着住房市场化、商品化改革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运动形式。维护房产权益、实行业主自治、策略性集体行动的广泛采用、维权精英的积极引导和专业人士的技术性支持是其重要特点。它对推动私有财产权的宪政建设、公民社会的培育、城市政治发展、社区治理结构及运行机制的重构具有重要意义,为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