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思维方式

在现代社会，科学因为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而具有了信仰的属性，然而，在人类社会出现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时，对科学的信仰却是有害的。科学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一致的，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中，会要求建立起与这个历史阶段相一致的科学。科学研究是思维方式的外显形态，在科学研究活动背后，必然包含着特定的思维方式。现代科学所拥有的是分析性思维，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它表现出了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巨大功能。然而，当科学的研究对象以及社会背景具有了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时，分析性思维不仅不能把我们引向对真理的认识，反而会对我们的行动形成误导。在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我们所处的社会所具有的正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科学研究对象也同样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从而要求我们必须实现思维方式的变革，即用相似性思维代替分析性思维。只有当科学研究是建立在相似性思维的基础上时，才能形成科学结论，并转化成正确的实践方案。     

考察公共管理概念的多重内涵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大学中的公共政策学院逐渐把重心从政策分析转向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管理研究,公共管理的概念得以再度流行起来.在这一概念重新流行之后,工商学院关于一般管理问题的研究也在公共管理的名义下进行,并构成了一种不同于政策学院的研究途径,波兹曼将这两种途径概括为P途径和B途径.由于两种途径的存在,学者们在公共管理概念的内涵方面无法取得统一的认识,从而呈现出多重内涵并存的状况.进而,在概念的使用上,也有着很大的随意性.这种公共管理概念使用上的随意性也传染到了中国,使中国学者在公共管理问题的研究中往往无法实现真正的对话.     

在差异与普遍性的矛盾中看权利

权利概念的提出是与工业化进程中的差异觉醒联系在一起的,市民社会的成长促使个体的人的生成,通过自我意识而实现了差异的觉醒.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建立无非是在差异之中发现普遍性和提供普遍性.所以,有了权利的观念,并在权利的基础上建构起了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权利作为一种理论设定,应当具有满足差异与普遍性之共同需求的功能,在权利的基石上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应当承担起承认差异和供给普遍性的双重职责.然而,从近代以来的政治实践来看,权利在形式上满足了差异与普遍性的双重要求,而在实质上却造成了对差异与普遍性的双重损害.20世纪后期以来,"承认差异"的要求再度出现,特别是新市民社会的出现,指示了一条超越权利的路径.     

在风险社会中看规则与规范

在工业社会中,规矩主要是以规则的形式出现的,规则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而其典范形态则是法律。正是由于法律以及多种多样的规则的应用,构成了法治社会。规则的规范功能也有着规范不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规则建构的“路径依赖”会导致与差异化的现实的冲突;其二,规则的规范功能具有历史性,在人类陷入风险社会时,出现了规则规范功能去势的问题。风险社会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特征,特别是风险社会使整个人类被动地结成了命运共同体,突出了人的共生共在的问题。所以,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思考行动规范的问题,应当把人的共生共在的理念放置在第一位,使其发挥规范功能。     

基于契约的社会治理及其超越

工业化、城市化是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往是通过契约的中介才得以实现的。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体系也是建立在契约之上的,是出于为契约的实施以及契约关系的建立提供保障的需要。由于契约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存在,是使陌生人的交往成为可能的工具,所以,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社会治理体系也具有了工具理性的特征,特别是它对形式化、普遍性的追求造成了治理体系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失落。对工业社会治理体系的批判将会把我们引向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体系。     

论公共管理中的责任和义务

研究责任和义务的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也是现代社会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必要理论前提。公共管理体系中的责任和义务包含着行政的、法律的、道德的三重责任和义务 ,是由这三重责任和义务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整体。行政的、法律的、道德的责任和义务的根据不同 ,因而在性质上也是不同的。对于公共管理活动而言 ,行政的、法律的责任和义务都需要转化为道德的责任和义务。公共管理者对道德责任和义务的承当 ,是其政治运行低成本、高效率以及获得普遍信任的基础。     

公共行政:超越工具理性

内容提要近代社会的理性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文明和经济繁荣。但是,理性的发展走向了形式化和工具化的歧路,出现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进而,工具理性征服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现代官僚制是工具理性的典型形式。官僚制不仅把官僚体系中的人变成了官僚机器中的齿轮,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工具理性化,把官僚制作用范围中的人都变成了片面发展的人。正是由于官僚制的工具理性统治,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宗教化、行政官员的腐败等等。而且,对于一党制的国家来说,它则是引导其政治解体的陷讲。因此,当代社会的行政改革纷纷对官僚制提出了批评。走出官僚制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超越工具理性,在公共行政的体系中引入道德价值理性,走以德治国和以德行政之路。     

论公共行政中独立人格的生成

人的人格是社会关系发展的产物.在分配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人的人格必然是属于依附型的;而在交换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人的人格应当是属于独立型的.但是,在交换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一些领域中依然存在着依附人格.这是与社会的主流不一致的.所以,需要分析这些领域中依附人格存在的基础,并寻找消除依附人格的出路.公共行政的领域就是人的独立人格尚未生成的领域,这不仅是因为公共行政的领域是一个非交换的领域,交换关系前提下的独立人格在这个领域中很难得到响应.而且,也由于这个领域中的权力结构依然属于统治和管理型式的集权结构,这种结构必然会要求人的依附与之相伴随.公共行政领域中独立人格的出现有赖于行政体系性质的根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