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城市化发展水平的聚类分析与评估

采用聚类分析方法,选取城市化率、城市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城市二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率、城市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率、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人均城镇新增固定资产等指标,对江西省各主要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加以分析评估,其结果是南昌名列第一,其它依次为新余、景德镇、萍乡、鹰潭、九江、宜春、抚州、赣州、吉安、上饶。     

中部地区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创新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六省,地处中国内陆腹地,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促进中部地区城镇化健康发展,必须走一条城乡协调、工农互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为此,在分析中部地区城镇化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城镇化三种典型模式和国内城镇化的三种主要模式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促进我国中部地区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若干制度创新建议。     

美、英、日等发达国家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做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 ,我国农业处在战略性发展的新阶段 ,农业发展、农民增收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通过对美、英、日等发达国家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做法进行分析 ,借鉴其经验 ,结合我国实际 ,探讨了提高我国农民收入的一些思路。     

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择业动机实证分析

利用全国10余个省份调查数据,应用多元Logistic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择业动机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择业动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年龄、婚姻状况、风险偏好、兄弟姐妹数量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择业动机有负向作用;文化程度、是否是技工则对其有正向作用。     

农民工再就业流向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西省实证为例

国家经济的波动通常会引发就业形势的变动,本文通过对384户农民工返乡后的流动关系调查,发现影响农村劳动力回流的显著因素有:家庭人均收入、未成年人数、村经济水平、村干部身份、农业收入比率、村创业资源、找工作难.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出显著因素有:打工累、国家支持力度、男性劳动力、流出地政府办事效率、国家总体经济形势.为此本文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农村税费改革的难点及其对策

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规范农村分配关系的重大改革。改革试点工作开始两年以来 ,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经验 ,但由于各地实际情况的差异和改革积累的矛盾较多 ,使得改革在实践中不得不面对并解决改革前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与此同时 ,还需总揽全局 ,协调当前的农村税费改革与已开展和正在开展的农村改革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关系。拟从这几个方面做一初步探讨     

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调查数据

采用江西省1 145个返乡农民工微观调查资料,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总政策支持力度越大,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就越强;而各项具体支持政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是否提供创业技能培训＂、＂是否提供税收减免＂和＂是否提供创业信贷扶持＂影响显著。因此,当前政府应优先提供税收减免、创业技能培训及创业信贷扶持以积极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家庭农场经营代际传递的实证研究

基于全国主要省份家庭农场的微观调研数据,利用数理分析的方法以及Logit模型研究家庭农场经营代际传递性以及经营行业的代际传递性.结果表明:家庭农场表现出较强的经营代际传递性,且家庭农场经营行业也存在显著的代际传递性;父代不同的经营模式会导致这种传递性的强弱不同,由强到弱依次为父亲经营农场、父母共同经营农场、父母至少一方经营农场、母亲经营农场;低人力资本家庭农场的经营代际传递性强于高人力资本家庭农场,大规模家庭农场的经营代际传递性高于小规模家庭农场.基于研究结论,建议相关措施需要关注家庭农场子代的现实诉求,优化家庭农场发展的配套措施,根据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设计不同的支持政策,引导家庭农场创新式发展与转型升级.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农业高校成人教育

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大、科学文化素质低,必须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在这方面农业高校成人教育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主要从时代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分析了农业高校成人教育的改革之路。     

Sen的可行能力视角下扶贫资金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中西部地区5个省份10个原贫困县330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基于Sen的可行能力框架,从效率和公平视角考察扶贫资金的减贫效应及其机理。研究发现,第一,金融扶贫可以提升贫困户可行能力水平,并缓解其可行能力不平等;而财政扶贫则抑制了贫困户可行能力状况的改善。第二,相较于财政扶贫,金融扶贫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相对缺乏、享受“低保”等待遇的群体可行能力状况的改善。第三,财政扶贫的“负向激励”作用抑制了贫困户对经济机会的利用,进而不利于其可行能力状况改善;金融扶贫虽“挤出”了贫困户对就业发展机会的利用,但得益于产业发展机会的“替代效应”,贫困户可行能力状况仍得到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财政-高金融”的财政金融协同减贫效果最优。本文研究结果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财政与金融帮扶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