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夫之法律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始于明清之际。王夫之的法律思想,就从多方面突破了专制主义特权人治传统的局限,具有十分明显的近代性因素。他批判了孔子专门针对民众而言的“宽猛相济”的主张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人治原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严以治吏”的观点和“刑尤详于贵,礼必逮于下”的法律原则,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重在防止官员犯罪的立法精神;他反对程颐、朱熹、张载等人以“道德”的名义恢复上古肉刑的主张,力主废除以非人道的方式对待罪犯的专制酷刑,反对把道学家的个人意气和民众的非理性的仇恨情绪置于法律之上,体现了现代国家法律至上的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精神。他甚至还主张从国家的根本大法上“置天子于有无之外”,并主张以法律来制约君主的权力和制裁君主的不法行为,以建立一个“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的法治社会。如此等等,都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思想文化向着近代转型的新的历史动向。     

影响法律英语翻译的因素分析

法律翻译是一项复杂而艰苦的工作 ,影响其翻译的因素很多。文章通过实例从法律英语词汇、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的差异及中外法律语言差异三个方面来说明其对法律翻译的影响。     

明清之际儒学与基督教的人生哲学对话

明清之际儒学与基督教的人生哲学对话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如何看待基督教的灵魂不灭说和上帝赏善罚恶说;二是人的真正的家园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三是人是否应该“面对死亡而生存”.基督教经院哲学从灵魂不灭论出发,告诉人们家在天上,教人做“天上人”;儒家哲学则告诉人们家就在现世,教人做“人上人”.由于这一分歧与现实人生密切相关,这就使这场人生哲学对话格外具有震撼心灵的魅力,并对明清之际中国哲人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风险技术的社会控制

高新技术被人们称为“朝阳工业”,然而,高新技术同时也是高风险的技术。尽管作为日常经验常规化的传统技术也有其潜在的风险,但现代技术产生社会风险的机制和水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主要包括两类风险,即技术开发的风险和技术应用的风险,二者给社会带来的结果是不同的。技术评价是技术完善的基础和降低实施风险的前提,技术预见对于技术风险的管理具有指导意义。建立符合风险社会要求的新机制,应该充分考虑人们的主观认知因素以及社会文化的价值理念,而不能以简单的因果思维或工程思维来进行决策。     

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再论“专制”问题讨论中的理论误区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胡绳、王亚南、侯外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社会史与思想史之统一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思想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有助于廓清目前"专制"问题讨论中的理论误区。其中,胡绳阐述的如何区分民主与专制的理论,有助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廓清否认民主与专制之本质区别的模糊认识;王亚南关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论述,有助于正确认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廓清盲目追随钱穆"中国式之民主说"的理论误区;侯外庐关于土地制度、士大夫阶层的特殊利益与程朱理学之关系的论述,有助于加深对皇权官僚专制社会固有矛盾的认识,廓清以程朱理学为"真正人的觉醒、知识分子的觉醒"的认识误区。     

晚霞,还是晨曦?——对"早期启蒙说"三种质疑的回应

关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说",跨越晚明、清初、清中期三个历史时段;与此相应,对这三个时段的学术思潮是否具有启蒙性质的质疑也产生了三种强有力的学说,即"中古异端说"、"正统儒家说"和"遵奉圣意说".通过从学理上严格辨析专制正统思想、中世纪异端与近代启蒙思想的本质区别,遵循"拿证据来"的史学原则,针对上述三种与早期启蒙主义相对立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可以对明清之际主流思潮的性质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方以智为什么说西学“拙于言通几”？——论方以智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认为西学“拙于言通几”,是方以智比较中西哲学提出的一个独到见解。其理由在于：第一,从哲学学科的独立性来看,当时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尚未分离,纯粹的哲学并未成为卓然独立的学科,故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的“通几”之学才是真正思辨的哲学;第二,从哲学的内容来看,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哲学关注的主要是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而不是从自然本身来说明自然,故与此相比,中国的“通几”之学更有助于“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第三,从方法论上来看,研究“通几”不仅需要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更需要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在这方面,中国的易学和气论具有明显的优势;第四,从哲学形上学的价值论属性来看,基督教哲学的人生观似亦不及中国佛学在“∴”的审美境界中所展示的入世与出世圆融不二的人生智慧。这些理由,都体现了方以智独到的哲学眼光。     

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历史考察

邓演达以其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向世人昭示了他不愧是“艰苦卓绝,忠勇奋发,忠实革命”的伟大的民主革命者,“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一名优秀战士”,也不愧是一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党外亲密战友”.如何看待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特殊关系,是研究和评价邓演达这一人物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之所以“有过亲密的合作,也有过分歧的波折”这一变异的原因,除了双方彼此之间某些误解所引起的分歧之外,更多的还是共产国际的强势干预和苛刻责难之压力所致.对邓演达这位坚定的左派领导人物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对邓演达及其领导的“第三党”政策过“左”、策略失当,对邓演达及其“第三党”的定性草率、评论武断,是当时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处理与邓演达关系问题上所应当认真汲取的历史教训.     

论李约瑟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从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之影响的视角来比较中西哲学的异同,是李约瑟解决“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近代科学技术”问题的思路之一。他通过把道家、墨家和名家的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提出了中国科学史的最大悲剧是道家的自然洞见未能与墨家的逻辑相结合的观点;通过把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作比较,提出了儒家只注重研究“事”而不注重研究“物”,因而阻碍了科学发展的观点;通过把“中国科学哲学的三大基本理论”（五行说、阴阳说、《易经》思想体系）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提出了《易经》思想体系对于科学发展“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障碍”的观点。他既从中国融入世界历史进步潮流之需要的角度,指出了反思中世纪传统观念的必要性;又从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的思想高度,肯定了中国哲学的有机自然主义和伦理精神所具有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人性的最高表现与中国哲学家的伟大识度——论贺麟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贺麟提出了"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的命题,认为若要中国哲学界不是西洋哲学的殖民地,不是所谓"西洋哲学问题在中国",就必须将中国哲学家的伟大识度加以发挥,使人感到所谓西洋哲学问题原是我们的切身问题,亦即人类普遍的问题。他提出了"融会中西哲学的大概路径",认为中国哲学亦可分属于唯心论及唯物论,西洋哲学亦有儒者气象、道家风味、墨家精神;主张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互相比较而增进了解,使西洋哲学中国化,以收融会贯通之效。他提出了"以精神或理性为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的命题,主张以西体充实中体,以西用补助中用。其思想之通达,境界之高卓,令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