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革命的历史——评吉登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诠释

吉登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诠释主要围绕"人类创造历史"命题展开,该命题在马克思和吉登斯的思想体系中均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马克思从生产劳动的角度解释历史,把人民群众看做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把人们的生产劳动和革命实践看做是创造历史的过程,把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看做是创造历史的归宿。吉登斯也对"人类创造历史"命题进行了系统的解释。他把启蒙运动看做是人类有意识地创造自己历史的起点,把普通行动者看做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把当今风险四伏的高度现代性社会看做是创造历史的结果。比照两种历史版本,吉登斯版本的历史理论反映了他对当今晚期现代性社会的思考,但却消解了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革命韵味。     

君子与公民：寻找中国文明脉络中的秩序主体

君子与公民分别是古今、中西政治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是政治社会秩序的建构者与捍卫者。从文明复兴的意义讲,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华文化的复兴;从文明现代化的意义讲,离不开以公民为主体的现代政治秩序建构。但是源于法理本位的公民和源于伦理本位的君子,分别基于公私领域二分理念和基于天人关系一体理想,分别强调权利自由和尚德修身,属于不同的历史话语和现代话语,二者存在巨大的差异。那么,儒家的现代性转化和现代公民的建构之间能否搭建起一座桥梁,使之在文明与传统的维度接榫契合,或者存在什么障碍？究竟怎样看待君子理念对于当代社会的作用,在现代公民养成的过程中又如何借鉴传统智慧、趋利避害？     

"人类创造历史"——吉登斯的诠释与评价

围绕着"人类创造历史"命题,吉登斯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发展方式进行了系统的解释.他把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分为"前历史"、"历史"和"历史性"三个不同阶段,分别对应于部落社会、阶级分化社会和现代社会三种社会类型,并把"人类创造历史"的起点放在了启蒙运动.他认为,只有在启蒙运动以后,人类才真正谈得上对历史的"创造",此前的所有社会类型都只是在时间中"度过"的社会.以这种观点为基础,通过建立起著名的"结构化理论",吉登斯对人类创造历史的方式进行了细致的说明.从总体来看,吉登斯的诠释扭曲了马克思的本来含意,其理论内部也隐含着难以弥合的张力.     

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双向建构——再论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围绕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这一问题,形成了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维系论"、"切割论"和"匹配论"."维系论"在公民身份与文化认同之间建立起单线对应的关系;"匹配论"区分了两种公民身份和两种国家认同,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双线匹配的关系;"切割论"则主张彻底割裂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联.通过对政治制度与历史文化的关系、人类认识的特性、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以及国际移民等要素的检视表明,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模糊和动态匹配的关系;通过对阶级属性、国际关系和全球化等国家认同的形成性因素的考察表明,公民的国家认同还表现在阶级认同、差异性认同、超国家认同和亚国家认同等方面;通过对人类认识过程中主客体关系的分析则显示,国家认同实际上是公民"理性地建构"与社会"结构性制约"双向互动的产物.由此可见,上述三种观点并不全面,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和"双向建构"的关系.     

新制度学派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探索

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等学派有关制度变迁的解释不同,以奥菲、约翰逊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制度主义者在详细阐述后共产主义国家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偶然理论.[1]这一理论认为,在苏、东剧变后产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完全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表现在这些国家新掌权者偶然的政策选择上,偶然的政策选择在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等因素的干预作用下,制度变迁以消极型制度设计或积极型制度设计的方式发生.路径偶然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式,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研究方法的创新,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

当今时代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全球时代,全球化是催生全球时代的主要动力。全球化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随后扩展到整个世界,它使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休戚相关的整体。全球化主要体现在通讯和交往的全球化上,并且深入到了个体的内心深处,使个体的生活和认同方式产生了深刻的改变。在新的全球时代,所有国家和个人既经受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又推动着全球化进一步向前发展。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并没有消失,但在全球化力量的影响下,民族国家的形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如民族国家的主权日益被弱化,国家认同的建构日益变得困难,民族国家变得矛盾重重等。     

“世界主义”共同体如何形成——关于重大社会变迁问题的对话

世界主义的理念由来已久。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全球公民社会的壮大和全球治理的发展,世界主义的理念也得到广泛复兴和发展。但是,何谓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发展对民族国家形成何种冲击?公民世界主义有何特色?应当如何研究世界主义?这些在学术研究领域都是有待澄清或者回答的问题。作为一种普世性理念,世界主义不仅出现在西方世界,而且也出现在东方社会。对于世界主义的理解可以取道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三种路径。世界主义的本体论体现在行动者之间的交互性上;认识论体现在对世界的开放态度,对其他文化的承认、对话、交流和联合,对世界性问题的集体审议上;方法论则体现在从前提、机制、过程和变迁轨迹等四个维度分析世界主义上。     

数字全球化：转型、动力与后果

数字全球化是继通信、网络全球化之后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一个以“数字全球流动”为基础的新阶段。与此前阶段的全球化主要以“时空融合”为目标不同,数字全球化主要把“时空透明”作为目标,体现在对万事万物的数字化和精准化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是推动数字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动力,但这些直接动力以民族国家的政治特性、资本的利润追求、科学知识的反思性等深层动力为基础。数字全球化具有“乘数效应”,它给人类追求社会进步带来新的机遇,但也带来“数字泰勒主义”“新穷人”等负面问题。     

社会保障制度转型时期政府理念的转变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处于转型时期,表现为传统计划经济社会保障的理念在日常生活中还有广泛的影响,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又引入了市场经济的机制、原则和理念;社会保障制度逐步从政治部门中退却,社会及经济部门社会保障的责任不     

变动社会中的公民身份——概念内涵与变迁机制的解析

公民身份的涵义有一个古今变化的过程。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传统和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传统在历史上先后处于主导地位。两者的侧重点尽管不同,但都把国家、平等、权利、义务作为公民身份的核心内涵。20世纪晚期,随着新社会问题的出现和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公民身份领域出现女性公民身份、环境公民身份、世界公民身份、性公民身份等新的种类。但是,这些新型公民身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公民身份的传统内涵,只是在外延上进行了拓展,在内涵上进行了补充。公民身份既表现为社会的制度形态,又体现为人们的思想观念,这些制度和观念通过人们的公民身份行动而发生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