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20世纪末叶问世并迅速普及的网络,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与速度,也改变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整个人类社会充满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故此,以新的视角审视国际关系,研究我们的对策是非常必要的.     

论宋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的诗文在文学接受史的长河中呈现出十分独特的形态,经历了一个由晦到显的漫长历程,在宋代才得到众多文人的推崇,他的文学地位也在此时得以确立。宋代文人对陶渊明诗文的推崇与解读揭示出文献在流传和接受过程中与时代文化精神的互动关系。     

在游戏中改变世界--论网络文化是一种青年文化

关于网络文化的性质和功能问题,国内学界迄今为止仍众说纷纭.本文尝试提出网络文化是一种青年文化,具有社会变革与文化改造功能.认为未来的中国网络文化,应以其本应具有的充沛的少年精神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强有力的推进器.     

关于中国数字图书馆相关问题的思考

本文论述了中国数字图书馆的提出背景,对互联网经济产生的影响,并对数字图书馆的含义、功能与服务、管理现状、技术模式和相关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思考,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农村地区学龄前儿童家庭养育现状及思考 ——基于陕西省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家长调查

家庭是儿童接触的第一个环境,家庭养育方式对学龄前儿童发展有重要影响,改善家庭养育现状有助于改善农村学龄前儿童的生存环境,促进其健康发展。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从家长教育观念、家长素养、亲子互动和家庭教育指导等四方面通过对陕西农村地区1161名0-6岁儿童家长的调研发现,农村地区学龄前儿童的家长重视家庭养育,存在重智倾向,家庭养育受家长生活环境和家长实践智慧的影响,家庭教育指导难以满足家长不断增长的养育需求等。据此,通过依托社区建构0-6岁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发掘社区本土资源提高家庭教育指导的实效性,建立政府主导的联动机制保障家庭教育指导的可持续性发展等策略,建构适宜于农村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模式。     

幼儿园开展0-3岁早期教育服务指导的现状调查与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采用问卷法,面向全省范围内的幼儿园及0-3岁婴幼儿家长进行问卷调研,了解已开展过0-3岁早期教育服务指导的幼儿园基本现状,以及幼儿园对于开展0-3岁早期教育服务指导的总体意愿;了解家长在0-3岁早期教育方面的需求及现状。调查分析发现,幼儿园超半数有开展0-3岁早期教育服务指导工作的意愿;幼儿园受家长认可、最突出的优势是“办园规范,值得信赖”;服务指导最主要形式为亲子活动和托班;政策、师资、资金是所需的主要支持。据此建议应及早出台相关具体政策规范幼儿园开展0-3岁早期教育指导服务,幼儿园也应从师资、形式、内容、场地、时间等方面提升专业性、兼顾灵活性以满足家长需求,幼儿园开展0-3岁早期教育指导服务应在先总结典型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广。     

教唆自杀行为之可罚性新探——限制从属性说与混合惹起说之提倡

关于教唆自杀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在学界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之间的对立。目前所存的学说由于其自身的缺陷或者与中国目前刑法理论体系不相符合而无法完整地解释教唆自杀的可罚性来源。限制从属性说和混合惹起说能够科学地说明教唆自杀的可罚性。从共犯的从属性和可罚本质说明,在正犯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共犯行为却具有较正犯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教唆自杀行为应当独立成罪。     

安徽省茶叶企业品牌竞争力评价研究

以安徽省茶叶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问卷调查,运用因子分析法,从品牌管理能力、品牌市场能力、品牌关系维护能力以及品牌基础能力四个方面入手,建立安徽省茶叶企业品牌竞争力评价体系。选用具有安徽区域代表性的四大名茶代表企业——谢裕大茶叶股份有限公司、黄山市猴坑茶业有限公司、安徽省祁门红茶发展有限公司和安徽省六安瓜片茶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茶叶企业品牌竞争力测度。结果表明:安徽省茶叶企业品牌竞争力不高,四家代表企业内部在品牌竞争力的不同方面存在短板。因此,建议通过完善品牌服务体系、整合供应链、健全市场环境及品牌管理体系等来促进安徽省茶叶企业品牌竞争力提升。     

北洋政府时期的农村与农民———以战乱和灾荒为研究视角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为维护统治,满足其军费开支,过度剥削农民,田赋杂税猛如虎。由于军阀的割据战争和泛滥的匪患,中国农村俨如一个兵匪的王国。 加之该时期天灾不断,而预防、救济皆不到位,农村遍地灾荒、连年灾荒。 天灾人祸相交,致使北洋政府时期农村经济普遍衰落,农民命悬一线。知识分子、国民党等尝试提出了各自振兴农村的方案和策略,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提出土地革命政策,才寻找到了一条真正能解放农村的新道路,农村社会才迎来了发展的新时机。     

利他倾向、有限理性与农民绿色农业技术采纳行为

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广受关注,绿色农业技术推广迫在眉睫,但农民却行动迟缓,这是否说明农民重私利而无公德？利用冀鲁皖鄂四省1 372份农村入户调查数据,通过理论推演和实证检验,从利他倾向和有限理性视角考察了农民秸秆还田技术采纳行为。结果发现：除自利动机外,农民同时具有利他倾向,对具有生态福利属性的绿色农业技术有着良好的潜在认同与需求;但囿于认知不完全、外部环境不确定所引致的有限理性问题,农民在绿色技术面前往往表现为迟疑甚至退缩;秸秆还田的机械化、亲环境和劳动替代属性使得兼业、收入、经营规模和价值认知等成为影响农民采纳的显著因素。据此,强化农民认知的同时,将公共道德塑造融入乡村问题治理之中,不失为经济和制度手段以外推进农业绿色化转型的有效选择和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