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世纪宗教与世俗二元文化影响下的声乐现象解析

作为Bel Canto声乐体系的萌芽期,西方中世纪时期的声乐艺术在宗教与世俗二元文化的作用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宗教文化中的声乐现象以服务宗教仪式为宗旨,以格里高利圣咏为中心,围绕对圣咏的修饰和扩展,逐步体现着作品体裁、表演形式以及歌唱技术的全面复杂化趋势。而世俗文化中的声乐现象在充分展示世俗文化特征的同时,又无法避免地接受强大宗教文化的浸染。二者在对立与并存中共同推动着Bel Canto声乐艺术的系统化构建,为Bel Canto声乐体系的主体形成提供了充分的素材。     

试析“秘书问题”的本质及解决路径

“秘书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主要指存在于部分秘书身上的晋升快、越权干政、贪污腐败和领导权力掮客等负面现象。其实“秘书问题”与领导问题息息相关，与领导权力寻租、权力失控有密切的关系。要解决“秘书问题”，可从加强领导权力制约和运行监管、健全秘书使用监管机制、培育秘书信念道德三条途径入手，关键是有效制约领导权力。     

弱势群体公法保护视野下的社会帮扶问题

弱势群体保护问题是当今社会，尤其是公法学界所面临的严峻课题。为了有效应对这一问题，应采用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的方法，在继续完善传统公法意义上的相关保障性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弱势群体的社会帮扶制度。弱势群体的社会帮扶制度一方面以服务行政理论为理论依据，要求弱势群体保护由当下的“政治负责”向“社会负责”过渡；另一方面，社会帮扶制度又以公共服务理论为理论支撑，要求政府由高权强制型向怀柔服务型转变。在实践中，弱势群体的社会帮扶制度应遵循政府与社会“两条腿走路”的基本逻辑，而该制度的构建应秉承若干基本思路：破除观念束缚，培育和构建公民社会；丰富社会主体形式，弥补行政保障不足；完善其他社会帮扶途径。     

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差异与协同研究

在对京津冀1981年以来节能减排政策措施进行量化处理的基础上,建立针对节能减排政策措施有效性的计量模型,分析了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演变状况,并探究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其节能减排效果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节能减排政策颁布经历了早期各年份相对零散、缺乏连续性到新世纪以来政策颁布数量显著增多、政策总体力度逐渐增大的过程,但三地政策总效力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节能减排政策颁布数量增多引起的;京津冀三地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更多的是趋于实现短期目标,政策整体缺乏系统性和权威性;人事措施、行政措施、引导措施、财税措施、金融措施等不同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对京津冀节能和减排的有效性具有明显的差异;三地对不同政策措施的使用方式、使用程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对京津冀协同推进节能减排的治理工作提出挑战.论文还从京津冀完善单一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使用、加强市场手段的应用及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唐朝以来练湖的兴衰与漕运兴废之关系探析

历史上的练湖风光无限,原因不仅仅它是一处胜境,更因为它发挥的巨大作用,从最初的灌溉农田,到可以济漕运。而对漕运的补济作用,使得练湖与漕运的关系变得十分密切,运河对练湖的依赖也让练湖的存在显得更有意义和价值。然而两者的关系并非一直风平浪静、十分和谐,而是时常因为练湖的生存危机而曲曲折折,漕运的命运让人体会到唇亡齿寒的意味。     

关于高校中层副职干部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高校中层副职干部具有高校干部、中层干部和副职干部的群体特征，应当具备相应的政治、思想、道德、业务、能力和身体等方面的基本素质。高校应当按照现行干部配置规制，结合内部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任用干部。高校中层副职干部的日常活动涉及到社会、学校、家庭等多个层面，必须妥善处理好各种人事关系。     

基于人力资源管理价值链视角的“用工荒”现象分析

本文基于人力资源管理价值链的视角，分析了政府和企业在农民工这一特殊人力资源类型的价值创造、价值评价和价值分配的三个环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用工荒＂现象的产生。政府层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在价值评创造环节中，缺乏对低端劳动力群体的规划、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对农民工技能培训经费的投入不足；在价值评价环节，缺乏对技能人才的评价机制；在价值分配环节，对农民工利益保障的立法不完善且执法不严。企业层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在价值创造环节，只重使用，不重培养；在价值评价环节，缺乏多种评价手段；在价值分配环节，企业发放给农民工的薪酬福利低，针对以上问题，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美国师德问责体系的结构、特点及启示——基于德克萨斯州的经验

美国德克萨斯州历来重视教育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建立了一系列教育工作者违规行为问责机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师德问责体系。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师德问责体系具有独特的结构与特征。颁布《教育工作者伦理规范》，使问责有法可依；设立专门机构，使问责主体明确；细化教师违规行为，使问责有据可凭；强调证据证词，使问责合理科学；重视结果多样，使问责责罚分明。这些对于促进我国师德问责的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