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影响地位获得的社会关系类型——林南异质性关系理论效度分析

社会关系网络是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手段。林南作为社会关系网络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提出了异质性关系理论,认为建立在工具性行动基础上的异质性关系是促成社会流动的最关键因素。本文在深度挖掘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影响地位获得的关系类型进行了分析。与林南的异质性关系主张相反,本文指出,异质性关系不一定建立在工具性行动的基础上,而是往往存在于具有强烈责任感和情感联系的人们中间。对于其他群体而言,由于建立异质性关系的难度较大,利用它们的可能性并不高。从这一点上看,作为信息和资源流动主要渠道的同质性关系,更有可能是人们最主要的物质和情感支持来源。     

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历程及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社会工作百年发展历史是一个专业化和去专业化的辩证发展过程。每一次运动都是对上个阶段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挑战的回应。专业化运动是为了建立起专业技术和地位,实现对社会问题的专业高效的服务。然而,伴随专业化而来的权力依附和技术控制,使社会工作开始面临专业效能和案主增权的困境,从而出现了去专业化与再专业化的多元发展趋势。这个辩证发展过程对中国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即中国社会工作不应把过度追求专业技术和专业地位当作发展的核心,而应积极介入社会问题,去反思发展案主增权的策略和方法,促进社会正义目标的实现。     

宋朝政府购买中的承包制

在法律规定层面上,承包制是宋朝政府购买领域两个合法的交易方式之一。在实际执行层面上,承包制大规模始自王安石变法时期,延及南宋,在若干物品的采购中实施。与其他领域的承包制相比,政府购买领域的承包制表现出一系列特点,在称谓、出现背景、承包者身份、承包办法、承包条件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具有自愿性和竞争性的承包制,对于消除强制性征购之弊、提高政府购买资金的使用效率,有一定积极意义,是宋朝政府购买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但在实际执行中,真正获益者并非普通百姓,而多数是官吏以及与官吏相勾结的商人。南宋时甚至出现了官吏与承包商相勾结盘剥百姓的弊端。     

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

中国社会学若深入理解和反思现代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变迁,特别是三十年来社会转型和建设的过程,仅靠社会学的学科化和规范化的努力是不够的,也不能仅仅依赖对西方社会理论的摹仿和移植,不能仅仅依赖未经理论准备和反思的单纯的本土田野调查。我们必须通过全面系统地整理、挖掘和诠释社会学前辈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以中国经验本身为基础,摸索现代中国的可能性出路,从根本上再造中国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和精神气质。本次研讨通过对严复、孙本文、梁漱溟、、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前辈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的考察,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几个基本特质和思想传统,并呼吁社会学界大力开展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透视群体性事件的六个层面

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一些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也在不断积累和暴露。群体性事件作为体察这些社会矛盾的信号，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去行政主导的草根NGO发展策略——基于三个草根NGO的社会资本实证研究

近年来,国内的非政府组织(NGO)发展迅速,众多针对非政府组织管理的研究日趋丰富。现今针对NGO发展策略的研究,多强调政府认同和支持的重要性。然而,这些研究多是建立在官办NGO研究基础上,忽视了草根NGO的生存和发展策略。本研究基于三个草根NGO的社会资本分析,认为对于草根NGO来说,行政主导并不能成为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更加重要的是扎根在公民社会中,利用NGO自身社会资本的建构和动员,以完成NGO不同的使命和目标。     

如何理解中国工会的“维权”职责

当我们理解《工会法》规定的工会的“维权”职责时,应该注意以下四点:一是应该注意到工会的中心任务早已形成;二是应该注意到当时修改《工会法》时之所以强调“维权”的背景因素;三是应该注意到《工会法》本身对工会的“维权”职责至少进行了三个方面的限定;四是应该注意到修正后的《工会法》出台之后,全国总工会自身对工会的“维权”职责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定.     

人工智能犯罪风险评估“算法歧视”现象及其规制路径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犯罪风险评估工具逐渐开始了智能化的演进。域外司法实践中使用的智能化犯罪风险评估工具并没有解决“算法歧视”的问题。“算法歧视”的成因是复杂的、多层次的。结合传统算法规制的分析框架,从问题建构维度和模型设计维度,能够对人工智能犯罪风险评估“算法歧视”的成因进行深入分析,并据此对算法规制的算法公开、个人数据赋权、研发过程规制与审核,进行特定场景下的路径探索,为走出人工智能犯罪风险评估所面临的“算法歧视”困境提供理论支撑。     

政策执行过程研究：社会建构论的视角

指出社会建构论为政策执行过程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认为社会建构论强调现实的社会建构性与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主张行动与规则之间的构造关系；在政策执行过程研究中引入社会建构论，通过展现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行动者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及其他们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不仅有利于揭示现实的政策执行过程，而且有助于重新认识政策文本与政策行动、政策执行与制定的关系。     

玛丽·道格拉斯所著《洁净与危险》和《自然象征》的天主教背景

2007年5月16日,英国人类学名宿玛丽.道格拉斯在伦敦去世,终年86岁。《卫报》评论说,如果后世只能记住一个道格拉斯,就应该是那个把研究非西方社会的技术用在自己社会的道格拉斯。溢美有限但伤逝不少。逝前一周,查尔斯王子以女王之名,封她为大英帝国女爵,迟则迟矣,总算给老人寿终正寝的名分。道格拉斯自己诧异道:“查尔斯怎么来了?他的人类学是在剑桥学的!”出身牛津的玛丽新爵,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不失英国学人的作派。道格拉斯建树卓著,又怎一个“爵”(Dame)字了得!少年云游四海,青年头角峥嵘,中年一举成名,晚年笔耕不辍。道格拉斯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