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的共识与分歧——基于五国主流印刷媒体报道的分析（2017—2020年）

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历经十五年的发展,巩固和夯实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使得金砖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金砖国家GDP增速放缓、中印边界领土纠纷、巴西和南非的国内政治动荡等因素,引发国际学术界部分学者发出"金砖褪色论""金砖已死"的悲观评价。金砖将向何处去?金砖国家的共识和分歧将严重影响未来发展,成员国之间的共识是扩大共同利益、扎实合作基石的理念根基,而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将有可能影响金砖国家良性发展。因此,需要厘清金砖国家共识清单和分歧清单,进而明晰金砖共同利益和成员国利益之间的差异。在评估金砖国家合作意愿的基础上,谋求利益交汇点,扩大共同利益,协调国别利益,减少分歧,为金砖国家的稳健发展提供发展思路。     

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问题探析

政策环境影响政策系统和政策行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政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政策行为和政策系统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出现了新的特点。相对于传统政策环境而言,网络技术条件下的政策环境更加透明开放,网络能够为公众表达诉求提供更多路径,它在不断提升公众参与能力的同时,也为创建公共理性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在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带来了政策制定的新情况。网络环境下的政策制定要从3个方面加以考量,一是对政策合法性的考量。科学有序的公众参与能够提高政策的合法性。二是对政策各要素的考量。政府和政治精英的主导作用正在面临挑战;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模式也面临新的变化,自下而上的议程设置和方案完善已经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团体和利益集团的意见诉求越来越明确,路径越来越明晰。三是政策类型的考量。不同模式中,决策类型的适用性是不同的：在自上而下的官方主导模式下,以自主式管理决策、改良式自主管理为主,分散式公民协商、整体式公民协商为辅;而在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模式下,公共决策、整体式公民协商则成为主要的决策类型,改良式自主管理也成为政府部门顺应民意的开明之举。     

民族主义与近代欧洲的崛起

在林林总总的有关近代欧洲崛起的研究中,民族主义与欧洲崛起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似嫌不足,尤其对于在民族主义影响下近代欧洲崛起中的各种特征的研究更显单薄。本文拟就此做一些粗略的研究和分析。一有关近代欧洲崛起的学术问题往往是与西方的兴起相关联的。在西方学术界乃至中国学术界,比较传统的看法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当然主要指西欧各国开始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一个新的世界[1](P50),西方于是自漫长的16世纪起通过建立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骤然兴起[2](P80)。有意思的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在当代西方学术界,不论是受马克思主义…     

民主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新取向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重点是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目标要求,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优化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而对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而言,民主执政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也是实现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的前提和基础,它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大趋势和新取向。     

产权公共领域与农地确权颁证

由于地区差距、产业差别以及社区差异,使得公共领域的结构差异较大,且存在差序格局.而公共领域的存在正是公共利益构建的基础,也是个人理性与村社理性之间的桥梁.确权颁证的重点并不是对于产权公共领域的分解,而是在公共领域之上构建合作视角的产权合约.从近郊与远郊两个不同的确权颁证区域,可以得出农户对于产权的诉求的偏重存在较大差异,而产权公共领域的治理也存在较大的不同.但是,确权颁证的关键依然在于对产权公共领域的合理利用.     

城市与中国社会研究

城市化运动的展开,城市的发展,城市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中地位的迅速上升,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演变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无法充分认识到"现代城市"之于中国所具有的意义,那我们就无法真正说明当今中国社会变动的逻辑。普遍存在于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城市想象,以及城市学研究中存在的学科间分异的现状,都不利于对中国城镇传统和现实中国城市社会的研究。现代城市不仅受到现代国家、市场以及社会的诸特性的影响,它自身的结构也构成了国家、市场、社会及其相互间关系变动的特殊驱动力和规定力量。从城市维度切入可以发现:国家对于当今社会的日常生活具有特殊的干预力。无论是城市社会研究还是以城市为重要维度的社会研究,都是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面临的挑战。     

技术治理的研究谱系与理论反思——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分析

技术治理是当前公共治理领域的一种普遍现象。因治理的外延和内涵变动不居，加之社会治理的困境越发严重、科学技术高歌猛进，在观念与实践的双重压力下，恰如其分地定义技术治理成了横亘在社会科学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为从整体上把握国内技术治理领域研究的脉络与现状、进一步推动廓清技术治理概念，本研究运用Citespace软件及其他辅助软件，对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1998—2022年收录的主题为技术治理的1059篇CSSCI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技术治理研究学科探索多元，但分布不均衡，学科交叉未能打开研究领域的纵深；价值取向偏移，“技术”与“治理”所代表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形成了二元割裂，“技术主义”倾向更为显著；“技术”被化约为“数字技术”，聚焦于现实场景应用，机制研究不足。为了让技术治理更具生命力，本研究提出重塑技术治理概念的技术社会学和治理新术两种路径构想，以期为技术治理研究提供新的反思视角。     

日本政府钓鱼岛事件对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的钓鱼岛事件对策,虽基本立场未有微动,但在具体方式上却经历了从政治处理、政治和司法二元处理到司法处理的转换。这种转换之所以可视为有其必然性,主要在于日方对钓鱼岛事件在对华关系格局中的定位和成为决定事件处理方针制约要素的日本政治及国际政治的状况已发生重大变化。     

论第三部门的发展与政府改革之间的互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领域内的民主化改革和经济领域内的市场化改革为中国第三部门的成长提供了制度上的空间与生存的土壤,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之火在中华大地上已呈现出燎原之势。通过考察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轨迹,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三部门的发展与政府改革之间呈现出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政府改革运动为第三部门的发展提供制度诱因与生存空间;另一方面,第三部门的发展又为政府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近代日本民间团体的对华政策理念--以东亚同文会的"中国保全"为中心

19世纪末,东亚同文会基于地缘政治和日本扩张在华权益的需要,为应对中国的瓜分危机祸及日本的局面提出“中国保全”的对华政策理念;至义和团事变,出于乘乱控制中国南方的需要,这个理念演变为“联邦保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该会为使日本的侵略正当化炮制了“亚洲保全”的新理念。日本对华政策理念的转变过程受国家利益的左右和驱动,这在近代日本民间团体的对华政策活动中颇具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