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权问题探析

1936年5月颁布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取消了对选民在性别、财产和教育水平等方面的限制,体现了选举权形式上的平等.但国民党却在法律技术层面设法进行拦截:通过规定公民宣誓、指定代表和规定当然代表等方式,将中共等党派排斥在外,使选举权的平等与自由原则大打折扣,引起社会各界强烈不满和积极声讨.在各方的质疑之下,国民党虽然对选举法进行了有限修正,力求借助合法性名义维护党治,表明其政治思维难以适应国内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     

青年农民精神文化建设:困境中的反思与探索展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很大程度上是实现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嬗变,培育和造就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队伍是关键。在青年农民成为新型农民中坚力量的今天,注重对青年农民素质的培育应该是新农村培育新型农民的首要环节。在青年农民物质文化富足的情况下,对其精神文化生活的关照已成必须。青年富有个性的特征,使得青年农民精神文化的属性更应根据时代需求和社会需要重新建构。然而反思目前青年农民精神文化建设徘徊不前的困境,纵然有青年农民自身的主观因素困扰,然更多的责任则在于政府关注不够、相关文化管理体制不健全等客观因素所致。探索青年农民精神文化建设的解决之道和未来发展方向,当是目前最紧迫的任务。     

浅析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体系在航空公司的开发

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体系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是实现组织内人岗匹配的前提,是选、育、用、留各类人才最直接、合理的参考依据。一、专业技术任职资格体系的构成1.任职资格标准体系任职资格标准体系是指通过将岗位的工作性质进行系统分类、分层,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从政治学资源配置的角度概括了公共管理模式的本质与特征、分析公共管理模式嬗变的理论根源和实践背景,并结合当前正在发生的金融危机探讨公共管理模式的流变及方向,力图揭示当今公共管理在资源配置机制上的变化规律和最新特征。     

代议制形成中的政策问题建构权

在代议制生成的过程中,政策问题建构主体经历了与代议制框架相适应的重建过程。但是,代议制使政策问题建构出现了双重分化:第一,代议制赖以建立的代表与被代表关系造成了政策建构主体的分化,虽然公民还是政策问题建构权的拥有者,但是,当公民转化为被代表者的时候,实际上是把政策问题建构权委托给了他们所选举的代表了。第二,代表从选民那里获取的政策问题建构权在进入议会的时候,是以提案权的形式出现的,表现出了与立法权的不同,从而在政策问题建构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权力。由于政策问题建构中出现了这两重分化,引发了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异化,也同时开始走向与启蒙时期民主理想背离的方向。     

税收价格论指导下的海关税收征管

税收价格论认为税收是公众消费公共物品而支付的价格,因此征税人和纳税人作为征税主体在权利和义务上也应该达到完整的统一。借鉴税收价格论,从税收治理和纳税人管理两个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对海关税收征管工作提供新思路,对强化海关税收职能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郭象的自生说及其理论吊诡——基于郭象哲学知性品格的分析

郭象对有、无的涵义进行了重新阐释,并通过无不能生有和有不能生有的逻辑推演提出了事物自生的观点。郭象的自生说混淆了事物的生成方式与事物的生成本原问题,从而造成无法克服的理论吊诡:自生必须承认自生的主体,否则就不具有任何实际的意义;而一旦承认自生的主体,则又成为他生而非自生。郭象试图用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玄虚说法规避这一矛盾,但事物自何而生的问题并未因这种悬搁而消失。自生说本质上仍是一种生成论。     

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及其趋势

社会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部分。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并行不悖共同发展。下一步，社会政策的发展重点在于对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不公平进行一定程度的弥补，也就是向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倾斜。     

变迁景观:基于“生活体验”的观察之维

在一个宏观的社会变迁秩序中,变迁的景观是一个“总体性”的社会工程,也是密布的微观生活系统调适.在一个立体式地多雏时空,其观察层可以是顶层制度架构、中层的阶层结构,延及到个体的家庭结构及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迁体验.而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我们的生活正被数字化“编码”,并解码出无数种可能体验,对此我们产生了工具层和情感层的双重依赖,网络拟态的空间正嵌入我们生活的结构.     

临时社会中的政府信任——兼论服务型政府中的信任建构

服务型政府是将信任作为所有社会治理活动基础和前提的政府类型,建立信任也是服务型政府管理活动中最为基础性的活动。然而,服务型政府所处的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有临时性特征的社会。"临时社会"对服务型政府中的信任建构造成了困难,使传统的信任建构方式不再有效。临时系统需要一种快速信任,作为一个由许多临时系统构成的组织体系,服务型政府也需要建立起快速信任的机制。快速信任取决于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一致性,而这将意味着一场组织建构方式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