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道德建设研究述论

文章侧重从中国传统政治道德建设研究的角度,结合目前学界有关传统政治道德研究的不足之处,讨论了推进研究的主要操作路径及其理据。指出全面正确把握和认识中国传统政治道德建设理论,展现政治道德对政治文明的现实建构的价值底蕴,有助于推进当代社会政治道德建设。     

清代走方医的医术传承及医疗特点

走方医采用游走四方的形式行医,居无定所,构成复杂多样,与正统医家在行医方式等诸多方面有着很大不同.就清代而言,走方医在技术来源上主要有家族传统、地域熏陶、自学和拜师四种方式.在医术传承上,他们注重经验,以师徒授受为主,又自秘其技不轻授.在医疗诊治上,他们擅长取牙、捉虫、点痣等正统医家较少涉及的领域;多用禁咒、针灸、推拿等正统医家较少使用的手法;诊治不计后果,讲究速效；用药廉、验、便,还大量使用伪药.     

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体系的特征及成因说辨析——兼申论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本思想的关系

中国古代建筑以其独特的木构架承重方式,区别于砖石承重结构的世界其他体系的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中国这种特殊建筑体系的形成可能有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影响下的宫室本位思想,即中国建筑以人居宫室为本位,以居住生活的舒适方便、自然和谐为首要选择,着眼于现世的荣华富贵,并不注重和追求对居住生活者自身来说虚不可见的永世长存的形式.中国木结构建筑轻灵、宽松、敞快、活泼的格调与中国人现实的生活态度正相适应.     

从民间文献解读历史——"民间文献与华北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12月12日至15日,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民间文献与华北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山西等地的4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文兹对会议情况作一简要综述.     

从《非（国语〉》看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

柳宗元通过对《国语》一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批驳，阐述了关于历史著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柳宗元认为历史著作应注重内容的真实，写作内容应有所选择，应简洁，前后一致，并具有教育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也是其经学著作观，反映了柳宗元对经学文献的看法，体现了柳宗元的经学研究观念，反映了中唐时期经学、史学的变化。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与其哲学观、历史观密不可分。     

明代天津地区的河南籍官员

明代天津地区河南籍官员的表现,是明代全部河南籍官员表现的缩影,明代天津地区河南籍官员在从政中的种种贡献和亮点,是唐宋以前河南地区从政者较多自觉奉行仁政观念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另外,也再一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其时河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总体发展仍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然而,河南地处内陆,在得知国外信息、传入国外事物上有其相对不便之处,从而限制了其时河南出身者的眼界.     

试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篇言十二,实叙十三”问题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篇言"十二诸侯",实际上却记叙了十三个诸侯国的盛衰大事。对于其"篇言十二,实叙十三"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或是认为没有把吴计入在内,或是认为忘记更改篇名,或是认为没有把鲁计入在内,或是认为没有把秦计入在内。其实"十二诸侯"是有特殊来历的,司马迁是用"十二诸侯"来代称表中的"十三诸侯"。"十二诸侯"这个固定概念的得出是与司马迁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观紧密相连的。"十二"之数和《史记》各篇数目一样,体现了儒家的一种天道观,有一定的象征,寓含着天道运行之意。     

近十年来恽代英思想研究综述

最近十年来,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思想的研究,学术界业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关于恽代英哲学、教育、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相关探讨.与此同时,亦有学者尝试着从恽代英与毛泽东等人之间的比较,以及从社会史角度等方面人手,以此丰富对恽代英思想的横向研究.     

辛亥革命与乡村公产运作的历史变迁——以两湖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辛亥革命不仅引发了上层政治体制的变革,更影响着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变动。以公产而言,官督绅办的传统运作模式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然以辛亥革命为主导的政治近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使乡村权力分配格局不断分化、重构并逐步走向失衡。公产之实际功能与象征意义亦因这种历史变动产生畸变,进而激化乡村内部重重矛盾,促成新的革命运动。考察公产运作模式之时代性变迁,分析这种转变的因果效应与制度根源,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整个20世纪即革命之世纪历史意涵的认知与体悟。     

论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基本原则

将历史知识向整个社会普及,在当前尤其必要。普及历史知识的宗旨,在于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使读者的认识范围在时间上延展、在空间上扩大,促进人们心怀的宽阔、眼界的恢宏、意念的彻悟、智慧的升华。历史知识的普及中,需要恪守记史求真的规范,并将之作为首要的根本原则。还必须全面叙史,避免偏失,即将不同侧面的史实不加隐瞒地予以叙述,不能剥夺群众对完整历史的知情权。普及性的史书应当汲取学术上的新发现、新成果与新观点,将历史知识的传播立足于学术进展的前沿位置,同时兼顾不同的学术观点,不能单以流行的说法为据。贯彻这些原则,需要史学界承担此责,继承前人的成果,着手组织新一代普及性史书的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