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后期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从思想文化与文学的视角看,东汉后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段。政治的深度腐败以及相应的社会全面衰败,导致思想文化发生多元化转向:经学衰颓,道家思想强势回潮,佛教、道教也悄然兴起。东汉后期外戚、中宦和权臣角力争夺、相继专权的政治生态,给士人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不止仕路艰难,甚至危及生命。东汉后期士人的处世心态也因此发生了极大变化:在趋向多元的基本格局中,更多呈现出疏离政权、重生保命的倾向。此种情形,推动东汉后期文学走向了自我和情感,走向了独立自足。     

论董、何的“三世异辞”说

三世异辞(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三统说),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外说),合称三科九旨,是董、何《公羊》说之总纲。惟三统与内外说重义不重辞,易为凭虚蹈空之弊;三世说则义、辞并重,是理解其余二科六旨的重要线索。董、何的三世说,含恩情、王化义;董、何的异辞说,含微辞、托辞例。由微辞、托辞,知恩情、王化之分;由恩情、王化之分,知三统与内外说之所指,则三科九旨可以相互贯通。     

文学虚构与历史再现——从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看历史建构之维度

海登怀特是叙事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着重关注了文学与历史之间边界的模糊性。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作为一种横跨历史与文学的创作样式体现了历史与文学的互渗。文章主要借助海登怀特的历史书写理论,通过对希伯来语大屠杀文学的分析,从意识形态、美学和道德三个方面来考察历史建构的维度,继而展现个体记忆取代官方记忆,小写历史取代大写历史,多元异质声音共存的后现代史学特征。     

罗宗强先生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罗宗强先生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著名学者,其独树一帜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在融合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以及打通文史哲方面闯出了一条新路.其治学精神和学术追求、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都显示了大家风范.     

论整体观照中的文学阅读

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读者反应批评,不仅注意力的最终对象是文学文本,而且缺失对文学活动的整体观照。本文在借鉴海德格尔存在理论的基础上,以“人本位”视角,提出人因为与世界进行有效对话的话语受阻而导致自身存在无法实现,所以萌生了文学阅读欲求的观点,并以此为阅读理论的逻辑起点,将文学阅读活动划分为前阅读阶段、阅读阶段和后阅读阶段。我们试图通过论述这三个阶段及在各个阶段中主体角色、文本样态的动态转变,在整体观照中把握文学阅读活动,从而揭示文学之于人的存在的价值,并对文学本体予以反观。     

东昌文化与文学：一把值得关注的“手杖”--刘凤起小说《手杖》简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风行一时,进入新世纪仍然热度不减,聊城作家刘凤起出版于2009年的长篇小说《手杖》值得关注。该作品在秉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传达出作者对官场文化和社会现实的深入思考,在具备同类题材作品共性的同时,因其特定的生活体验、地域文化和创作技法呈现出自身的思想特色和艺术个性。     

当代中国文学中“新生代”小说家群体的生成之考辨

＂新生代＂小说家群体延续了＂新生代＂诗歌的文学精神,在众说纷纭的理论阐发中逐渐确定了作为小说批评新概念的能指和所指,＂新生代＂小说家群体的生成,既是文坛作家代际转换的必然,又是文学创作与批评、传媒良性互动的极好例证。他们在与传统决裂的审美哗变中逐渐形成了有自我特色的叙事美学,将其作为一个小说创作群体来进行研究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     

金庸小说的“武侠观念”与雅俗属性

在当代中国 ,一个人因其作品而成为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这本身就颇耐人寻味 ,更何况是在向不入高人雅士之目的通俗文学领域 ,“金庸现象”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关于金庸及其武侠小说 ,在几次“热”潮过后 ,特别是在学者文人参与讨论之后 ,分析阐释的余地似乎不大 ;而俟“热”潮消退 ,再组织这一组笔谈 ,又似有炒冷饭之嫌。不过 ,正如宋人苏轼所言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对文化现象的关注和研究 ,往往拉开一定的时空距离 ,方能避免更多的意气之争、情绪化的价值评判 ,从而更加客观、深入。组织本次笔谈的初衷便在于此。参加笔谈的多为研究古典文学且知识储备和识见又不囿于此的学者 ,故能做到从多层次、多角度审视金庸小说的价值、地位 ,更多持平之论 ,其中不乏见解深刻的文章。     

“攀援”现象与明清小说观念建构

明清小说评点动辄攀援经史是文学批评史上的一种重要现象,是对传统推源溯流法的继承,具有时代情景性和复杂性.攀援对象大体可以分为四类:史书、经书、佛道、诗文.在取法攀援对象的基础上,形成了明清小说关于叙事、义旨、笔法以及文采的认识.同样,也形成了真与实、通俗与教诲、补史与稗官的小说观念.     

元代诗学“自然”论

"自然"论是元代诗学的一个时代话题。元代文人没有唐代文人那样强烈的功名意识,也没有宋代文人那样沉重的历史使命意识,他们愿意自然地活着,自然地写诗,写自然的诗。元代诗学倡导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宋人刻意为诗的反思。"自然"在元代诗学中,主要不是风格概念,而是关于诗歌本源和生成问题的思考,或者认为诗歌得自天地之自然,以为自然乃"目前之画本,胸次之诗材";或者认为诗歌发自人心,自然而然,发人心情志意趣之自然。至于诗歌如何臻于自然境界,或以为弃绝人为,纯任自然;或以为超越人为,复归自然,"句成而无锻迹"",篇成而无铸痕",功夫到处,圆融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