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眼中清官的行政能力及其政治教化功能

明清以来对清官的道德品质与行政能力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不同于传统的看法 ,特别是清初康、雍、乾诸帝在心里鄙薄清官 ,认为清官道德操守虽好 ,但行政能力平庸 ,在官员的任用上尚能而不重德。但表面上又褒扬、奖掖甚至包庇、纵容清官。清官是官场道德之标的 ,具有政治教化功能     

环渤海地区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吗?

充满机遇和挑战的环渤海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充满期望,认为环渤海地区将继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之后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而从环渤海地区拥有的发展潜力看,该地区确实具备成为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的条件和实力。这些条件和实力包括:     

公共物品的提供模式及政府管制的效率比较

随着技术水平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力量不断进入到公共物品的提供领域,然而由于公共物品对于社会公平、公正带来的重要影响,政府会对市场提供公共物品时进行有效管制,而最主要的管制模式就是进行价格管理。文章利用Wickstro¨m(2001)的模型,分析了政府在对市场提供公共物品进行管制时的效率问题,指出在成本信息不对称时政府管制的效率可能很低,反而给社会福利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同时企业利润也受到影响。     

人口发展与人的发展——关于人口发展问题的几点思考

在人口发展问题研究中,我们常常困惑于人口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口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这种困惑直接影响到我们对人口发展本质的理解,对人口发展内容及途径的认识。有鉴于此,笔者仅就这些关系谈一下自己的理解。一、人口与人人口与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人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人口是指某一个特定区域或类别的人类群体。个体的人汇集成为人口,或者说,人口是人的个体的集合。但是,人口不是人的个体简单加总,个体对于其所在的总体而言,具有特定的归属性,对人口定义的区域范围或社会范围越小,这种归属性就越强烈。这种归属性使同属于一个…     

近代华北城乡民间信仰述评--以冀东诸县为例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 ,冀东城乡的民间信仰出现了在传统与现代性间不可逆转的变化 ,呈现出神人合一、实用心态、多神崇拜、信仰式微等若干基本特征。冀东城乡在各个方面与华北诸省具有地理、文化等诸方面的密切关联 ,因此冀东城乡民间信仰上所表现出的变化与特征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近代华北城乡民间信仰变动的一个缩影     

顾客忠诚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

致力于赢得顾客忠诚的企业需要对顾客忠诚的真正含义和驱动因素进行全面的把握。本文在区分顾客忠诚的内在态度取向和外在重购行为两个维度的基础上 ,对顾客忠诚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分析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电子资源部分修订评析

通过对《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与其第一版中有关电子资源著录规则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修改后的编目规则更加完善和符合时代发展需要,但同时也有必要制定适合电子资源发展变化的修订措施和制度。     

我看21世纪的逻辑学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它不仅表达时代精神 ,而且参与塑造时代精神。哲学要想充满活力 ,便必须与时代同步前进。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劲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的急速展开 ,无疑正是时代巨变的标志。这必然要求哲学的根本性变化 ,而回应这一时代的要求 ,则是每一个哲学工作者无可推卸的历史使命。但为了使回应工作富有成效 ,我们必须先行对时代的要求、哲学发展的可能趋向 ,通过讨论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事实上 ,近年来人们已经频繁地进行着这种讨论 ,但讨论似还有进行下去的必要。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南开大学哲学系的部分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 ,就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议论虽然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逻辑学、美学等各个方面 ,但其旨趣却都是指向新世纪中国的哲学发展趋向 ,文章的观点也都是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本刊发表这些文章 ,也是意在促进这一探讨的深入发展     

公共选择与公民参与集体行动的动力

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社会公民所具有的一种普遍性和广泛性行为,对这一行为的研究不仅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课题,20世纪中期在西方逐渐兴起的公共选择学派也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经济人"假设前提出发,可能推导出公民对公共选择采取"理性无知"的策略行为.要使公民参与公共选择的过程,就需要建立"选择性激励"机制;同时在民主决策的过程中,"强制"是一种需要的措施.强制是集体对其成员保持行动一致性的外在动力;社会政治文化中的价值观念对公民参与行为具有"价值约束"作用;"最小后悔"的策略也是促使公民选择参与的心理动力.     

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调和论的互动--兼论五四时期中国文化调和论兴起的外在刺激因素

五四时期 ,欧洲与亚洲之间、亚洲各国家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当时 ,调和东西文化是欧洲和亚洲许多学者的共同期待。在亚洲 ,反应最强烈的是印度、日本和中国。印度和日本学者的呼应大大刺激了中国思想界 ,促使部分中国学者极力想找到中国在世界文化建设中的位置 ,而欧洲思想界的波动 ,则成为中国文化调和论者有力的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