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的启示

本文主要论述了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的启示.这些启示择其要者有:人类急切需要一种理论来指导自己从生态危机中走出来,这一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点直接导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特别是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如果否定或者抹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本质,那么也就会无视马克思的生态理论的实质与意义;马克思的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基础的生态世界观体现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之中;最能说明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所提出的“新陈代谢”理论;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核心是论证了资本与生态的对立,相应地,这一生态世界观给予当今人类最大的启示也就是告诉人们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布什总统反对《京都协定书》,其行为反应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痼疾”,是“生态帝国主义”的象征;为了走出生态危机,当前最重要的是必须消除把解决生态问题纯粹寄托于推进“生态市场化”、发展低碳技术、树立生态伦理观念等种种幻想;人类摆脱生态危机之路就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逻辑相对抗之路,必须超越金钱驱动的经济底线,必须实施自然的社会化,必须以人为本,必须构建以“普遍自由”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康德哲学中的“先验自我意识”概念

康德通过对笛卡尔的"我思"概念的反思和批判,提出"先验自我意识"的概念,这一概念具有统一性、活动性、空无性和反思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一方面使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概念与笛卡尔的"我思"概念区分开来,并为康德之后的德国观念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揭示了康德哲学的特征,使它与之后的德国唯心主义区别开来。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自律与义务概念

自律和义务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两个核心概念。通过自律概念,康德一方面批判了受控于自身欲望的非理性行为,强调了理性在道德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拒斥了那种出于外在权威和规范的他律,强调道德本质上是一种自律行为,道德法则是理性的自我立法,道德的根据既不在于自然情感的倾向也不在于外在权威的约束。而义务概念凸显了人作为有限的存在者自身的二重性,真正有德性的人不仅是有理性的、自我立法的人,更是能够在理性与欲望的冲突中坚持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尽到自己义务的人。     

先秦儒家“慎独”观念的思想史探析

"慎独"是儒家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观念,历代许多有影响的学者都对这个观念做出过不同的诠释。近年随着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等出土文献的发现,这个问题再度引起学者的关注,并发表了一系列对于"慎独"原义的解读。以郑玄、孔颖达、朱熹等为代表的经学传统解"慎独"为"谨慎独处",而今人多据简帛《五行》篇解"慎独"之"慎"为"诚"或珍重之意,"独"则是指作为本体的心,"慎独"即指内心的专一或珍重自己的内心,这样对"慎独"的解释就由强调外在行为的"谨慎独处"论转为强调内心的专注专一。但必须注意先秦时代的思想家对心的理解与今天有着重大的差别,心的情感意义与认知意义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因此对"慎独"这个观念的理解就需要深入到先秦思想的语境中去做出进一步的澄清。     

从《野草》看鲁迅的多元文化精神

《野草》体现了鲁迅的多元文化精神,这些多元文化精神相互之间处于一种复杂的关系之中,这种复杂性是《野草》晦涩难懂的主要原因。笔者尝试借鉴尼采的谱系学方法解析《野草》,认为:在《野草》中,鲁迅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东西方的对立,他完整地承传了儒道精神,也实践了佛教的修智;鲁迅同时又很西化,他按照东西方文化精神的各自的特点来接受它们,以至形成了独特的"鲁迅精神"。     

“实”而“中庸”——试论朱熹关于“中庸”的解读

朱熹对＂中庸＂的解释,体现出其理学的实践性特征。具体而论,他一方面主张＂在中＂之＂中＂、＂时中＂之＂中＂的区别,同时又将二者贯通起来,以＂在中＂之＂中＂来统摄＂时中＂之＂中＂,兼体用而言＂时中＂,体现出深厚的理学意味,也展现出理学家＂体用一源＂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释＂庸＂为＂平常＂,拓展了＂庸＂字的实践范围,也加强了＂庸＂字的实践意蕴,体现了朱熹思想的实学特征。     

论《大学》之“诚意”

汉唐儒、朱熹和王阳明对《大学》之＂诚意＂有不同的论述。汉唐儒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一概念,而朱熹和王阳明则对＂诚意＂有所强调。汉唐儒的修身和为政是一体的;朱熹理学思想强调的是修身成德,从而造成了修身与为政之间的隔膜;王阳明在＂致良知＂的思想之下,以＂诚意＂为中心较好地处理了为政和成德的关系。无论汉唐儒、宋儒还是明儒,他们的相同点都是强调践履。     

《野草》与鲁迅个体精神的复杂性

《野草》是鲁迅个体精神复杂性最典型的显露,光明和黑暗、绝望和希望、出世和入世,这样的二元对立在《野草》中全面展开,显示出鲁迅精神世界的多层面。从谱系学角度读解《影的告别》,可以看到鲁迅的四重主要的影,也就是四种有生命力的精神：儒家,道家,佛教,西方式个体精神;这四种大的文化多元共生,取长补短,共生生长出鲁迅的精神。鲁迅在《野草》中显示出这样的两面性：绝望的虚无感与反礼教精神;同时他对传统文化又是肯定的。     

论五行学说之成立

五行学说之成立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五行学说成立的标志是五行与阴阳思想相融合,亦即成功解决"五行"与"四时"相配的问题。数十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条进路:王梦鸥发掘的"四时"五分以配"五行"虽然理论上精致,不过难以付诸实践,终归湮灭;庞朴抉发的"尚土说"影响较大,可惜完全基于对史料的误解;只有徐复观之说在逻辑与文献两方面都较为合理,且两者配合无间,是以可信。     

从实践性看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发展

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构架由康德哲学决定,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整个哲学是形式主义的,康德只从精神里面去实现绝对律令,而不在社会中去实践,黑格尔在康德的静观的精神与广延的二元性中,以实践为中介,将康德的道德律令实践为现实的绝对精神。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在民族精神中体现出来,民族的精神与肉身完全一体,肉身成为不死的肉身,历史的每一瞬间获得了永恒神性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