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民劳”“劳民”主题及其劳动史意义

《史记》除纪史外,亦有政论,其中表达了对社会史现象“民劳”的同情,对行政史现象“劳民”的批评。相关文字,不仅载录了社会生活史和行政管理史的重要信息,也是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的重要资料。唯物史观重视“劳动”的历史意义。“劳动”的重要意义不仅表现在人类初生的历史进程中,还对漫长的文明进步,包括生产革命、科学发明、文化创新等发生重要的作用。“劳动史”或曰“劳作史”应当作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方向。在这样的认识基点上理解《史记》有关“民劳”“劳民”的史事记录与政治批判,是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的。《史记》所见帝王“其身劳于天下之民”的主张,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从儒道共处到儒教独尊：元明时期山西平阳府尧帝庙象征意义的变化

从祭祀对象和历代统治者阐发的文化内涵来看,位于今天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的尧帝庙无疑是一座代表儒家正统文化的国家正祀庙宇。但仔细阅读《大元敕赐重建尧帝庙碑铭并序》和明朝《增修尧舜禹庙碑记》,却意外地发现元朝时全真教曾对尧帝庙空间格局有过较大的重修,儒道共处或亦儒亦道的空间格局背后隐含着更为复杂的象征意义。但这种格局在明正德年间再次扭转,大规模增修尧舜禹庙的同时彻底拆撤了老君、伯王祠,尧帝庙再次恢复了儒教独尊的象征意义,却也使我们难以察觉元朝时全真教曾在这里留下的痕迹。对尧帝庙象征意义变化的考察,既提供了一个元明时期全真教在北方盛衰的鲜活个案,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代表儒家正统文化的国家正祀庙宇的历史脉络和传承轨迹。     

匾额与民俗文化

匾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汉文化所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文学等多方面的价值。＂以匾研史,可当佐证;以匾研诗,可得诗眼;以匾学书,可行笔髓。＂同时匾额和社会文化生活也是密不可分的,如装饰房屋、咏景抒情、旌表贺颂、登科入仕、店铺开张等都离不开匾额。     

汉文化中的隐净土思想——兼论中土接受佛教净土信仰的思想基础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人后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化过程,最终与儒学、道教并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教。佛教思想能够在中土传播、生存、发展,有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基础,已多为前人所论。而发端于山西并流传到各地的净土信仰中土化之原因,即净土思想传人中土并为汉人接受的思想基础是汉文化中的隐净土思想。隐净土思想包含着汉文化与净土信仰在西方意义上的沟通、汉人对西方神秘世界的探索以及儒家文化中的隐净土思想等内容。     

在“传统”与“发明”之间:关公信仰的社会文化功能演变

在当下,诸多传统文化被重新"发明",关公信仰作为关帝故里"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也在以"关公牵线、旅游搭台、经贸结亲"为主格局的关公文化经济模式中被重新"发明",其社会文化功能在历史承继的基础上,也发生着当代的传统发明。透过这些社会文化功能演变,可以发现只有发生"在地化"的关公信仰,才能使关公信仰得以保持"原真性"而普遍流行。这一观点也可以推广到对于凡能体现统一国家历史的诸多神圣文化现象的研究之中。     

东汉庇护者与托庇者关系考论

2世纪上层阶级大多数成员的社会政治活动,皆以上下级隶属的私人关系为基础。这些庇护者与托庇者之关系,产生于士子每次拜师受业于经师、接受辟为僚佐之任命、抑或选拔见用于官吏。托庇者应忠诚于庇护者,如其故去则服丧送葬,并在政治纠纷中党同伐异。庇护者亦具有相应的职责,并在托庇者不能展现其恭敬和援助时,解除庇护关系。尽管大多数庇护者与托庇者的关系以地域为纽带,但身居庙堂的高官时常从全国各地网罗门生。庇护者与托庇者之关系,亦可超越两人关系,拓展至隶属于同一举主的门生故吏以及庇护者之庇护者所共同建立的网络。这种网络的组织方式独立于常规的政府体制之外。89年以降,各家外戚顾命大臣轮番执掌朝政,便首次利用这种网络。140名官僚奋起反对外戚阉宦专权,也依赖其庇护者和托庇者网络,他们深信其托庇者必将施以援手和护翼,这也激励地方官僚着手进攻其政敌的托庇者。170—180年党锢之祸后,由于许多被朝廷免黜官爵的人物相继加入,庇护者与托庇者的网络依然强劲有力。但是,随着汉帝国的崩溃,对于上层阶级的人物而言,卷入庇护者与托庇者网络的私人主从关系业已失去吸引力,个人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变为以共同的身份和宗族为基石。     

魏晋之际的党派分野和士族升降——以淮南三叛中的太原士族群为中心

中古各阶段的士族并非全然相同,既有世代传承,也有升降浮沉.阶层流动的趋势随着政局的急剧变化而日益加剧,士族内部的升降途径呈现戏剧性.社会动荡、权力争衡乃至集团斗争中士族的政治动向,决定该家族在新建王朝中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亡魏成晋过程中曹马集团的对抗,士族群体出现三种政治分野:叛曹亲马的家族如太原孙氏、晋阳王氏;亲曹反马的家族如祁县王氏、太原令狐氏;在曹马之间徘徊观望的如太原郭氏.太原郭氏的政治态度由亲曹反马到骑墙观望再到叛曹亲马,具有典型性.魏晋时期太原士族的变迁实态,代表朝代更替之际阶层流动的普遍特征.     

闻言促谏：春秋时代社会转型中的礼乐坚守

春秋时代,在贤臣大夫的谏君行为中,有一种以“臣闻(之)”和其他“自称+闻(之)”等领起的征引现象,可称之为“闻言”。这些“闻言”大多具有常理性质,均是以第三方权威话语的形式出现,实为贤臣大夫试图通过“重提”礼乐社会中的贵族共识,来建构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合理性、合法性,进而捍卫礼乐制度的政治表述,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这种征引现象是三代咨议和谏言传统的衍生,根植于施舍聚民、以家代国式的中国早期国家产生方式。虽因时势与说服对象的不同,征引“闻言”会产生不同效果,而且“闻言”呈现出渐次退场的态势,但其价值并非仅限于当时。作为早已存在的公共话语,“闻言”借由贤臣谏君的特殊场域被“重提”与阐述,加之史官在场载录以及后续整理、保存、传播的助力,明确了其作为公共话语的重要价值,进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经典化,获得了恒久的生命力。     

浅析明代香料的进口贸易

香料在人们心中与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它们的芳香代表了愉悦、美味和精致的生活。由于人们对其巨大的需求,历来为古今中外的商人所青睐,在世界贸易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本文考察明代香料的需求市场,重点分析明代进口贸易对香料的供应,详述香料进口贸易的几种方式,以及香料对明代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     

契约所见清代山西土地价格初探

清代山西契约的整理与研究目前成果甚少,运用契约资料对整个山西地区的土地买卖原因及其价格变化等问题进行探讨,学界也前所未见。本文主要以两千余件清代山西土地买卖契约为基础史料,力图证实清代山西契约在中国契约史上自有其区域特色。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土地买卖以及不同区域间的土地买卖,其价格变化趋势都兼有共性与特殊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