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合同约束软化:一个快递配送模式经验观察——以安湘市速安快递公司桥东点部为例

科学优化快递最后一公里配送模式是当前快递行业面临的重要议题。物流管理科学从降低配送成本和提高配送效率的角度来探讨快递配送模式,改进物流技术是关键;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从优化合同和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寻找快递配送模式,寻求制度创新是核心。然而,技术改进和制度创新并没有触及快递配送的实际过程,文章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快递配送模式包括两个环节:一是快递员和公司管理的制度关系,管理者通过督促正常快件配送和处理问题快件来加强快递配送的时效管理,快递员则借助协同配送与客户协商来化解这种监管;二是快递员和客户的人际关系,快递员在配送的路上发展出常规路径、例外路径和循环路径三种模式,在配送方式上与不同类型客户形成了正式合同、逆向合同、虚化合同、代管合同和托管合同五种模式。快递员与客户建立的熟人关系有效化解了不同合同带来的交易风险,在降低配送成本的同时提高了配送效率,服务合同约束软化的情形开始发生。     

第一书记制度实践的差异化类型及其形塑机制

第一书记制度是我国扶贫领域的一项制度探索和创新,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化的特征。第一书记制度的进村,在村庄层面实现国家治理和基层自治的对接,形成了具有差异化的治理结构和实践样态。村庄调研发现,第一书记制度与村庄社会的互动存在三种关系模式：包办替代型、合作辅助型和被动疏离型。这一实践差异由村庄的资源基础与治理能力、地方政府的村庄定位与资源匹配以及第一书记的个人资源网络与职业追求三方面形塑而成。第一书记制度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性和可持续性问题,优化第一书记制度绩效应从组织体系再造和资源精准对接两方面展开,以推动村庄内生脱贫潜能和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     

理论资源与经验研究——如何才能写出一篇好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

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一定是建立在深厚经验研究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理论观点获得经验研究的支撑,经验材料为理论观点提供强有力论证。当前一个阶段中国社会科学主要目标应当是用古今中外尤其是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来理解中国现时代正在发生的伟大实践,理解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通过理解中国经验,就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验的一般性抽象概括提炼,也就形成了若干社会科学理论,再将这些理论放置到更广泛的中国经验乃至世界经验中检验,从经验中来,到经验中去。做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要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当作资源和工具而不是拐杖。只有真正懂得了实践和经验,才能真正懂得理论。经验贯通才有想事的能力,经验没有贯通,理论就是认识障碍。     

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变迁及走向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议题。在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迁,从“控制—依附”关系向“合作—自主”关系,再向“对称性互惠”关系变迁。本文论述了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不同阶段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特点、原因、影响及效果,探讨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走向。     

行政嵌入社会: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表现为“行政嵌入社会”。行政力量嵌入乡村社会依托两种方式:一是内生性秩序的行政激活,以村庄内生性秩序的合理改造为基础,基层政府激活村庄内生性秩序的治理作用;二是自治秩序的行政规范,以引导村庄选举的方式,基层政府规范村庄的自治秩序。研究发现,基层制度设置与行政吸纳是行政嵌入社会的组织机制,国家资源分配与利益吸附是行政嵌入社会的动员机制,政府文化供给是行政嵌入社会的文化塑造机制。借助以上三种机制,国家行政力量得以与乡村社会融合,从而实现村庄善治。     

农民家庭策略下的镇域城镇化实践逻辑及其反思

立足农民家庭策略变化,基于家庭发展能力、家庭发展意愿两个维度分析研究,发现发展能力弱、村庄生活预期强且以发展目标围绕社会生活展开的农民家庭更多选择镇域城镇化路径。而农民家庭策略是不断变化的,镇域空间在农民家庭中的功能与定位随之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了镇域城镇化的萎缩、内卷问题。但镇域城镇化及其空间发育建设对农民家庭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将农民家庭的个体选择与镇域空间塑造结合起来,一方面完善公共品统筹层级,构建与镇域空间相匹配的公共品供给与服务体系;另一方面盘活镇域空间的经济机会,重视农民返乡创业与地方小规模经济体的作用,确保农民镇域城镇化质量提升。     

落脚城市:中产阶级的孵化器还是下层阶级的捕蝇纸

社会的主流认知往往将落脚城市(贫民窟、破旧街区、城中村等社区)污名化, 桑德斯则提供了不同的理念。桑德斯关于落脚城市正面功能的描述与分析可以归纳为:落脚, 提供非正式经济的市场机会与就业机会; 形成完整的社会网络, 促进社会与文化融合(学习语言、摆脱乡村规范等), 遏制人口增长, 遏阻极端主义; 作为联系乡村与城市、城市边缘与城市核心的纽带或枢纽, 促进人员、资源(金钱等)与信息的交流等。而影响落脚城市的关键因素则是:国民身份、迁徙管制、居民素质、街道与建筑(人口密集度、自发性发展空间)、住宅与土地所有权、基础建设、人际网络、创业机会与金融支持、内部治理、拆迁等。判断中国城中村成败的标准只有一个:它究竟是中产阶级的孵化器, 还是下层阶级堕落的经济捕蝇纸?关于落脚城市两种对立的认知或理念表现了计划经济自上而下与市场经济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路径的分歧, 并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而深刻的问题:城市化究竟是谁的城市化?是普通民众的城市化, 还是精英阶级的城市化?     

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不同于中农治村、能人治村、富人治村等,乡贤治村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了双轨治理的结构和机制,既能够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也能够嵌入乡村社会激活乡村社会内生性活力。通过考察赣南农村的乡贤治村实践,探讨了乡贤治村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村庄熟人社会是乡贤主体角色与乡村治理相适应的内部调适器,以乡贤为首的村庄精英群体结构再生产在村庄治理中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激活乡村社会内部资源。村庄内生需求与乡贤组织建设是乡贤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因素,村庄公共事务是新时代乡贤参与基层事务的载体,政府积极引导乡贤组织自我建设保证了乡贤治村的正规性和规范性。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是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以人才振兴推动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     

搭伴养老:家庭功能化与农村养老秩序重构

城镇化背景下,留守老人养老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搭伴养老作为留守老人的新型养老方式在各地出现,借助经济交换和有限责任原则,搭伴双方实现了类家庭功能发挥,促成了双方差异化和同质性养老需求的满足。搭伴养老是留守独居老人从家庭角度出发,基于家庭目标扩大化、家庭资源分配下位优先原则、家庭社区性弱化等因素采取的自主养老策略。它重构了村庄养老秩序,形成类家庭与类自主养老相结合的养老秩序,这种养老秩序在满足家庭城市化目标实现、推动家庭功能性转型的同时,也促使家庭神圣性弱化与村庄公共性萎缩。因而,搭伴式养老方式并不可持续,面临伦理风险与家庭风险,应谨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