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比较、借鉴与中国构建前瞻

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暴露出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监管缺陷和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及巨大隐患，引起全球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建设和重建金融消费者对金融市场信任的高度重视。本文对我国与发达国家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建设方面的现状与做法作了比较分析，借鉴国外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建设经验和教训，并结合我国国情和相关法律法规的现状，提出了我国构建和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对策和建议。     

海外上市研究的路径变迁——兼评新时期赴美上市

对企业海外上市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发现,国家间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企业自身的逐利需要及国家内部政治体制的变迁使外文文献对企业海外上市动机及绩效问题的研究逐步从"市场和治理因素"引入了"政治制度因素",而忽视了文化冲突是企业在海外上市失败的根源。以赴美上市为参照,提出了在新时期应重视中美资本市场文化差异及政策法规比较、赴美上市是否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及文化差异下赴美上市路径选择问题的研究。     

中国区域间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基于多区域模型的检验

本文在多区域框架下,对我国区域间本地市场效应(HME)进行了经验检验。为此,本文采用了Behrens et al.(2009)的线性滤波方法,并基于我国8区域间的17个行业的贸易数据进行了研究,本文研究发现:由于区位优势、比较优势和市场规模对我国区域间的贸易模式都存在重要的影响,这导致我国各行业均不能直接观察到HME,而在过滤掉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影响后,至少有9个行业存在HME。本文认为: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不断削弱的背景下,注重其区域内部市场,培育相关产业的本地市场效应是经济发展的又一动力。     

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多维贫困测度与致贫因素分析

在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对安置区搬迁户和本地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和分析,从家庭、社区两个层面探究多维贫困的原因。依据实地调研数据,使用AF方法,研究发现:1.两类群体存在不同程度、特征的多维贫困,本地户多维贫困发生率高于搬迁户;2.收入、非农经营、信贷便利、培训、土地面积对两类群体的多维贫困有正向影响。此外,家庭规模、抚养比和交通状况显著影响本地户的多维贫困,户主年龄、外出务工、农林生产、社会关系、村务参与显著影响搬迁户的多维贫困;3.收入主要通过教育、技能、就业、健康、住房影响多维贫困,非农经营有助于降低陷入教育、技能、就业、健康、饮水、住房贫困的概率;信贷便利与陷入教育、健康、饮水、资产贫困的概率成反比;培训有助于降低陷入技能、饮水、能源贫困的概率。     

正常商品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研究

目前,国内外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正常商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图形说明很不一致。主要是关于正常商品降价后新的预算线上的均衡点和原始预算线上的均衡点的位置不同。为此,在给定消费者效用函数和预算线方程的基础上,通过对正常商品降价(涨价)后带来的总效应、替代效应以及收入效应进行数理分析,使人们达到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正常商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目的。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对电力需求空间结构传导效应分析——以工业为例

不同产业能源依赖程度差异会使产业结构变化对电力需求有显著影响。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分析我国工业空间布局特征及对31个省进行产业梯度划分,在此基础上研究产业转移对电力需求空间结构传导效应。结论如下:中国工业发展呈现"东高中西低"的区域特征,产业转移与区域用电息息相关,不仅体现在增速变化趋同,也体现在产业结构与用电结构变化基本一致。由产业结构发展趋势预测:未来东部用电量占比会继续下降,中西部则会上升。     

STR-ECM模型非线性协整关系检验问题研究

文章首先运用基于剩余平方和的F统计量实现协整对非协整、线性协整对非线性协整,以及ES-TR-ECM对LSTR-ECM的检验.其次,用蒙特卡洛10000次试验给出F、E、F3统计量的临界值,并模拟数据对有限样本下F1、F2、F3统计量的功效进行检验.最后,用文章的研究与有关研究的统计量进行比较分析,仿真实验表明:提出的检验统计量具有较好的有限样本性质,因此其可行性和适用性较强.     

论我国证券资产管理业务的风险控制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是证券公司的核心业务,也是正在崛起的利润增长点.国内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已取得较快发展,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近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引起了人们对证券资产管理业务风险控制的关注.加强证券资产管理业务的风险控制,对于我国证券公司的存亡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城市住房的困境及解决途径

目前,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住房最困难的群体。现行制度和政策使城市可支付住房严重不足,农民工的住房需求得不到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与金融制度的支持,政府、市场、企业也未能有效承担农民工住房的供给责任,城市住房市场存在严重的供需错位。通过制度与政策改革,逐步提高城市住房的可支付性,使政府、市场、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成为农民工住房的供给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