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派与马克思哲学——评维塞尔的《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

维塞尔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具有浪漫主义神话色彩,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受益于一种诗学理想。维塞尔在重新确立德国浪漫派本体论范式的同时,还充分挖掘了德国浪漫派与马克思诗歌创作的思想渊源,以及神话诗学在马克思哲学历程中的重要影响。在深入分析马克思不同时期的重要著作之后,他还诠释了马克思哲学思想背后的神话诗学本质。这些惊人论述虽然引来学界臧否不一的评论,却开启了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与浪漫派、马克思与反讽的系列研究。     

论谭嗣同的变易观

中国近代是内忧外患的时代,也是奋发图强的时代。谭嗣同希望通过变法维新,将中国引向富强之途。因而他对“变”寄予厚望,对通过变法达到的理想境界心驰神往。他论证变法维新的思想武器——或者说,为变法提供理论辩护的则是变易思想。从思想来源上看,谭嗣同讲变易的理论武器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即佛学、中学和西学。谭嗣同建构了自己的变易观,既揭示了万物变易的天地之序,又提出了历史变易的“两三世”说。由于不能辩证理解变与不变(运动与静止)的关系,他一味追求变化日新,而最终陷入极端。     

中国“人文化成”的思想政治教育蕴涵与启迪

通过对中国传统"人文化成"思想的原始内涵及其精神价值的解读,指出"人文化成"思想所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蕴涵,重点指出"人文化成"思想对于今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启示意义。     

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学派的成长——郑杭生的社会运行学派及其贡献

郑杭生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始即以理论自觉意识确定了以“社会运行”为主导观念的社会学定义,并衍生出“社会转型论”等四论；更形成以“社会运行”主导观念为导向的有自己话语体系的学术群体.社会运行论社会学在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占据了学术高地,有了学术制高点,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创新.社会运行论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和学术创新正表现为从强势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中解放出来,为自己正确定位,加强自主性,形成社会运行学派.     

基于师生互动的文科专业实践教学方法改革

传统教学方法应用在文科实践教学环节中时,出现了无法正确处理师生角色、不利于实践效果提高、影响学生参与兴趣等问题,因此在实践教学中使用师生互动型教学方法有其必要性。通过情景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校外调研法的使用,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中师生之间的互动性,既提升了学生的实践效果,又对于教师实践教学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承继、效仿和逃逸--德勒兹和马克思的思想对话

德勒兹以欲望为逻辑起点，与他的合作者加塔利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后现代微观政治理论，开拓出了批判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全新路径。在与马克思的关系上，他和加塔利始终对马克思充满赞誉，并声称他和加塔利“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拒绝对马克思作简单的教条似的回应，通过对马克思的主体思想的大胆解构和富有新意的建构，在坚守马克思主义批判立场的同时对马克思思想展开批判，提出各种微观的政治策略，为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拓宽了新领域。可以说，在当代境遇中，开启马克思与德勒兹的思想对话，有助于我们吸收德勒兹的合理创见来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论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然而,迄今为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研究都是非常薄弱的,以致迟至今日,我国还没有出版过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专著,我们对其中相关问题的研究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仅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研究多集中在哲学界,历史学界的研究相对不足。因此,看似雄踞史坛的这一学科,实则整体上只是处于起步阶段。本刊邀集哲学、历史学界的相关学人,讨论马克思唯物史观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历史认识等问题,希冀研究能脱离文本解读的藩篱,展现最新的学术成果,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研究。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一种实践解释学的视角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结构分析的方法应用于对马克思的理解,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但同时由于结构主义方法自身的理论局限,也限制了甚至歪曲了对马克思观点的理解。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割裂了结构分析与历史分析的辩证关系,使结构凌驾于历史之上,结构成为没有来源、没有历史的神秘之物。超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一方面可以从结构主义方法论自身的改变来寻找,在这方面,皮亚杰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路;另一方面,可以从马克思自身的方法论出发提出修正结构主义方法论,从而提高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的合理性。皮亚杰的发生学从结构主义本质上与马克思的结构分析具有内在的同质性,都蕴含着一种实践解释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为超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模式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     

新农村道德建设的信仰维度思考

新农村道德建设要取得实效,必须寻求新的突破点。而农村群众的信仰现象是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信仰是人的精神支柱,为人提供终极的意义和价值支撑。为此,加强对农民信仰的积极引导,以从根本上为农民的道德提供终极的支撑力量,提升农民道德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