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聚居区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

新疆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作为流动人口中的一个群体,从流动过程到聚居区形成都有着不同于其他民族流动人口的特点,总体来说,是一种非融入式的社区生活。笔者以北京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为目标人群,以其聚居区为研究对象,探讨维吾尔族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机制和特点,并就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     

就业优先:以"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在民族地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是在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针。然而在“教育改变命运”的共识之外，布迪厄认为教育一代代地维持着对社会中下阶层的不公平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被一些学者应用于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如在“三区三州”等民族地区，代际间的贫困传递难以阻断，因家庭文化资本弱势而造成子女求学、求职受阻，看似可用“贫困文化的再生产”予以概括，但笔者不同意直接套用西方理论认定中国存在“教育不公平”的论述。因为我国社会实际与布氏提出“学校教育再生产社会阶层结构”观点之环境不同，有多项教育政策在切实保障着少数民族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当前在我国民族地区实现教育公平的主要障碍，并非 “文化再生产”的结构性阻力，而在于就业环节的阶段性困难。教育公平可分为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环节，民族地区经多年教育扶贫，“起点”入学机会和“过程”教育质量已明显改善，而作为“结果”的就业环节亟待改善。以“就业优先”方针多渠道扩大少数民族就业，可激发内生动力、促进市场融入、巩固减贫成效和精准防控返贫，是助少数民族自主掌握教育“社会阶梯”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路径。     

华北村落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在探讨中国社会组织原则时 ,将华南的宗族研究范式与华北的满铁研究传统结合起来 ,可以形成一条行之有效的学术实践路线 ,这就是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它所具有的学术魅力在于 :(1)方法论上 ,确立了一种将不同研究传统结合起来的研究取向 ,即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 ;(2 )与国际汉学人类学界接轨 ;(3)考察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委 ,洞悉社会转型期的实质 ,对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华北村落社会提供一场人类学个案解说     

圣地、盟约与杀戮——五台山皇权与佛教关系的民族学考察

本文利用田野资料,结合历史文献,通过对五台山特有的仪式神话作出人类学分析,厘清了皇权的特有结构以及其沿自身逻辑所展开的与佛教关系的复杂面向,通过与坦巴雅的"转轮王模式"进行理论对话,对过去相关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转轮王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提出质疑。本文旨在证明,佛教始终是基于皇权所规定的祭主/祭司关系而被纳入整体结构的,五台山及文殊信仰是传统国家宗教面向的整体表达,而其中封建原则的运行是理解边疆意识形态的多元性与国家整体之关系的关键所在。     

边疆政治演进中的族名实践——以德昂族族称为视角

德昂族官方称谓的出现与族称的历史变迁是清代中缅战争以来在疆域边缘特殊区位环境下边疆政治力量长期演进推动的结果。德昂族的族称命名在历史脉络中蕴涵着支配政治资源,区分政治秩序,赋予政治权利等族群政治生活的内涵。在政治人类学范式下对德昂族族名进行回溯研究,旨在说明古典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边疆少数民族族名所承载的深刻政治关系与政治涵义。     

试论现代“汉化”:一个被泛化的概念——以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例

"汉化"是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并至今仍存在着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但与古代"汉化"相比,当今人们所说的"汉化"在内涵上已有了很大不同。以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例,阐释了现代"汉化"的内涵,认为与古代"汉化"具有单一汉文化化的特征相比,现代"汉化"具有汉文化、西方文化、当代国家主流文化等多元文化化特征,是一个明显被泛化了的概念,建议慎用这一术语,以防对民族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跨界民族问题的发生学分析

跨界民族问题是当下许多民族国家面临的棘手问题,其形成和运行具有自身的逻辑和机制.从历史渊源、权力结构、发展差距、社会融入、精英意识和国际关系几个角度对跨界民族问题进行发生学分析,可以看出,跨界民族问题的发生和发展是以上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共同结果.所以,民族国家要解决跨界民族问题,必须推行务实、灵活、弹性的民族政策,积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实现良性互动.     

制度的生成与运作——读《制度如何思考》

在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除了涂尔干意义上的劳动分工以外,现代社会的个体是如何让渡自己的利益而达成群体的利益,并维持了社会的秩序呢?通过对"公地悲剧"、"囚徒困境"、"集体行动的逻辑",以及"自主治理模式"的回顾发现,上述解决之道都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社会是如何产生的问题。然而道格拉斯《制度如何思考》一书却从制度的何以生成与如何运作两个方面,同时回答了社会起源与秩序维持的两个问题。作者想要强调的是,所有的研究都要回到社会学的经典研究问题中,因为无论是社会学理论还是社会现实,都是沿着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一中轴来发展的。     

中间人——东莞彝族工头及其社会功能

20世纪90年代晚期以来,大量彝族口逐步迁至东莞打工,在他们中形成了一些工头。这些工头作为"中间人"实现与当地非彝族群体互通与共处,并以此间接性融合的方式在当地扎根下来。工头在此间形成一定体系,发挥着劳务中介、族群文化交流媒介和劳务纠纷代言人三种具体的功能。工头作为"中间人"的功能是多元群体在移民社会重组过程中自发生成的彼此互通的重要方式,是该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一种需要。然而,工头本身在此过程中又在固化、形塑和再造新的群体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