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的诸属性及其文化原理认识

乡约是传统社会乡民基于一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某种共同目的而设立的生活规则及组织。乡约最初形成于中国,后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成为东亚社会共同的法律文化传统。传统中国的乡约有其时空性、价值性和法律性。乡约不是国法,但在乡民的实际生活中发挥着法的作用,是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构造链中的重要一环,其内贯一极二元主从式多样化的文化原理,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和文化理念相契合。近代以来,乡约总体上呈现出消解的趋势,但至今仍有各种流变形式,认真对待,合理改造,必有益于中国类型法治社会的建立。     

基因序列的可专利性研究

从基因序列的发明发现之争、基因序列的创造性和实用性分析、基因序列专利保护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三个方面出发,对基因序列的专利保护问题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探讨,最终发现:从理论上讲,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阻止基因序列的专利保护,但是各国对基因序列的专利保护应当根据本国基因资源拥有、生物科技的发展等具体情况而定。     

“过劳死”现象应否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以重新界定现象的本质为切入

本文从人性的需求出发,着重分析了个体因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及其更高层次的个体人格的自我完善的要求,与其所处时代背景之间的矛盾,并认为这是导致过劳死发生的本质所在。以该本质为基础,文章具体分析了导致过劳死发生的四种具体原因,由此文章划分了应予法律规制的情形及不应纳入法律调整范畴的情形,并对该划分以正当性说明。     

先买权基础理论之探究

先买权可以分为法定先买权与意定先买权、物权性先买权与债法上的先买权。债法上的先买权是一种形成权，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物权性先买权则是一种物权取得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我国民事立法中规定的先买权应解释为债法上的先买权，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举证责任分配理论之重构

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重新分析举证责任分配的本质。分析了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依据,阐释举证责任分配的理由;运用法律行为的相关理论证明举证责任分配的实体法解释的本质;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重新构造了举证责任分配。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理性审思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材,对于建设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新时代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培养具有高度文化自信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传统文化教材建设百年来经历了从“沉寂”到“复兴”的曲折发展历程,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既是一种注重文化传承与精神引领的知识建构,也是一种凝聚文化教育合力的协同发展。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向,探索教材基于新时代语境的现代化诠释、基于全球化语境的本土化编写的发展向度,塑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形象,开发数字教材资源,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渗透、融入教材。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建设也应强化规范意识,积极规避“人文关怀式微”的价值危机、“学科视野窄化”的认识误区、“教材泛德育化”的理念偏差以及“教育逻辑缺失”的路向偏移等失范问题,增强责任之心,勇于担当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固本与创新中肩负起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历史使命。     

农村公社·东方道路·中国特色——马克思“农村公社”理论再探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晚年手稿,厘清“农村公社—东方道路—中国特色”的内在逻辑。马克思试图将农村公社视为东方社会的基础和本质,并将其上升为总体性范畴,有如商品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功能。农村公社并不是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另一个问题,而是它的必要环节。马克思研究农村公社,是要确立“西方资本主义-东方社会”这个完整世界体系中的东方维度,是要找到一把解开东方社会奥秘的钥匙,以便解释东西方互动构成的资本主义总体危机。至于商品经济解构农村公社,进而影响东方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形,马克思设想了两种模式：俄国社会的“跨越”模式,以及其他东方国家的“冲击-解体-重构”模式。由于某些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较早、较彻底地消灭了农村公社,建立了强大的宗法皇权体制,故我国的现代历史路径有较大的独特性。     

类别股之组织法规范与资本制度衔接

2005年《公司法》概括性地规定类别股,其发行要按国务院的相关规定,并在创业板、科创版等已有实践。类别股的发行能够满足不同股东的需求:用于股东控制公司经营或是通过分红等单纯享有经济利益。《公司法》依据股东的不同需求允许公司在法定范围内设计发行两种以上类型的股份,以此达到促进公司融资的目的,或调整控制权作为反收购措施。类别股的发行是对股东平等原则的突破,因而类别股的种类需法定化,不宜扩大化,股东在章程中约定自治的范围只限基于法定种类的选择。同时,类别股的发行要考虑各股的不同功能,需要从组织法层面规范均衡普通股股东利益与类别股股东利益。组织法规范以资本制度为基础:若公司采授权资本制,则应由董事会作出发行决议;采法定资本制,则应由股东大会作出发行决议。在设置类别股的公司中各类股份与普通股之间根据股东请求可变更转换,类别股东若受损害可召开类别股东大会救济。     

机构投资者调研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配置

以短期资金支持长期投资的期限错配现象普遍存在于企业中,成为影响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2013—2020年中国深交所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调研等数据,对企业投融资及期限配置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投资端,机构投资者调研改善了企业投资,激励管理层进行更多长期投资;在融资端,机构投资者调研部分缓解了融资约束问题,使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短期借款,但仍然无法有效支持企业从银行获得更多长期借款。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调研能够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从而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短期借款来部分满足正常投资需求。进一步研究表明,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国有企业以及有基金参与调研的企业中,机构投资者调研使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配置更为合理。因此,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加强对机构调研质量的监督,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增加和改善金融供给,从而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     

中国上市公司组合治理机制实证研究

一般地,按公司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机理不同,可将其划分为基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治理机制、基于市场的市场治理机制和基于社会环境的社会治理机制。公司绩效是这些治理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首先选择设计了15个公司内部与外部治理机制的实证分析指标和1个公司绩效指标:接着以公司绩效为导向,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对截止到2003年3月26日已发布2002年度报的305家沪市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了不同公司治理机制组合与公司绩效的对应关系,这为优化和设置公司治理机制组合、提高公司绩效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