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法律体例的变化与学术风气之关系

魏晋法律在形式即体例方面具有浓重的名理学化、玄学化色彩。当时舍具体、重抽象的学术风气,名理学“循名责实”的特点,玄学重视理论辨析、抽象思维的风格,对法律制定产生了深刻影响。具有刑法总则性质的《刑名律》、《法例律》的出现,以及对律目篇章的调整和析分,更是当时学术风气的直接产物。因此,名理学和玄学是推动魏晋法律新体例确立的主要动力。     

生态环境史研究与《清史·生态环境志》编纂

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全人类关注的头等问题之一,生态环境史研究亦成为史学研究的新增长点,学界对清代生态环境及其区域特征的研究工作也有新的进展。国家清史编纂工程,顺应时代之举,创设《清史·生态环境志》,体现了鲜明的创新精神,是对中国古代生态环境在清代发生转折变迁这一史实的重构,也是对中国传统史学修史工作的发扬光大。     

左宗棠用兵策略及其在收复新疆中的实践运用

左宗棠是晚清著名的军事家。他一生驰骋疆场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形成其独特的军事思想和用兵策略:"以"慎"为本和重视战略方针的选择;"缓进急战,暂分终合"的作战方针;"且剿且抚,剿抚兼施"的作战策略;注重"养气",以严治军的思想;重视战略后方和后勤保护建设的思想。这些军事思想和用兵策略在用兵西北、收复新疆的战争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晚唐五代时期中枢体制变化的特点及其渊源

唐代中后期的中书门下体制历经晚唐、五代的演变,至宋代前期形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军政的二府体制。其中五代是体制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正是在五代后唐时期,始于唐代中期的枢密院一职,从原先的掌文书通进发展成为最高军政机构,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形成“二府”。此后历晋、汉、周、宋,经过不断的调整发展,二府体制逐渐严密完备。枢密院地位的这一变化并非完全是唐代枢密院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更多的与后唐封内的中门使一职有关。     

再论辽朝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与皇位继承——兼谈辽代皇储名号的特征

前辈学者大多认为辽朝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始终是皇位继承人的特定封号,尤其是蔡美彪先生《论辽朝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与皇位继承》一文对此做了详细论证。然而本文的研究表明,实际上,这一名号的性质和意义在辽代前后期发生过显著变化,它在设立之初只是一个单纯的军帅之号,后来逐渐成为荣誉性的虚衔,直至辽后期,才逐渐具有了皇位继承的象征意义,但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标志性意义的皇储封号。此外,本文还在辨析"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基础之上,对辽朝多样化的皇储名号体系及其特征做了系统考察。     

国策与国运——析汉武帝身后的政治走向

汉武帝逝世后,西汉政治进入一个十分微妙的新阶段。原因在于,汉武帝的统治既造就了赫赫功业,同时也导致了社会危机的潜流汹涌。作为汉武帝事业的继承者,如何调整国策,克服危机,乃是其所面临执政上的重大考验。不同于贤良文学对武帝功业的全盘否定,也区别于桑弘羊等人对武帝路线的一味肯定,霍光等主流派以杰出的政治智慧,适时对武帝后期弊政进行必要扬弃,从而为西汉中叶的政治发展方向作出理性的战略抉择,开创了“昭宣中兴”的历史新局面。     

14至18世纪中古后期至近代早期西非社会演进与当地伊斯兰化进程间的关系

14至18世纪西非经历了帝国的瓦解,国家和社会重新整合的历史过程。在行政机构、经济运作方式、宗教、文化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中央集权化趋势成为国家政治发展方面的主流,经济、贸易活动的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与此相对应,伊斯兰教和当地传统宗教文化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伊斯兰教的发展对西非日后的历史进程影响更加深远。在没有官方支持的情况下,伊斯兰教注重向民间社会的渗透,教团组织开始普及,并在随后与苏菲主义合流,形成了苏菲主义教团,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经济基础,当地伊斯兰文化得到了整理和发展,教士们提出了针对社会问题的改革主张,并在上几内亚地区付诸行动,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未来的西非历史进程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期坊刻图书业经营之道探析——以运河区域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坊刻业主在经营活动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经营之道。在刻印图书的选择方面,多以日常实用类图书如童蒙读物、应试之书、俗文学读物等社会需求量大且易赢利的图书作为首选。在坊刻内部运营的管理上,从宏观层面对刻坊精确定位,从微观层面严控图书的生产制作成本,以获取绩效的最大化。在坊刻图书营销网络的构建方面,积极占据本、外地图书市场,让书贩参与图书的售卖,运用书业广告等营销手段,增加图书的销量。这在确保坊刻行业丰厚利润的同时,使坊刻图书价格日趋相对低廉,其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试论北朝时期国家政策的变革及其影响

两晋南北朝时期,北魏、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先后代表的北朝,其承接着西晋、五胡十六国前后的政治、民族、社会、经济等错综复杂的环境。种种环境因素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量,由此造成的观念或形势影响着施政的基本政策。而北朝历代君主不同的性格特点也深刻影响着各项政策的制定。本文拟以此作为讨论的基准,探究从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到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期间,北朝国家政策的形成、发展及其差异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