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异质性会影响管理者薪酬—业绩敏感性吗?——基于内部控制治理作用的探讨

管理者权利的存在使得管理者具有操纵盈余获得超额收益的动机,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进而有不同的表现,而内部控制对此有治理作用。以2009—2012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可实证检验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关系,发现盈余管理总体上会降低薪酬业绩敏感性;当考虑盈余管理方向异质性时,管理者进行调增会计盈余的盈余管理后,其薪酬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而管理者进行调低会计盈余的盈余管理后,其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对此,良好的内部控制能起到治理作用,减弱盈余管理对薪酬和业绩之间关系的影响,但针对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其治理作用却存在差异。这一结果说明,现行内部控制的作用存在局限,要想达到预期治理效果,需要提高内部控制的质量,进而提高内部控制执行效果。     

城市基层权力变迁与社区治理的发展——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

国家-社会关系决定着城市基层权力体系的建构,也决定着社区治理模式的构筑。街居制度建构了城市基层权力体系,解决了国家力量向社会渗透的问题,增强了国家的社会组织能力与秩序建构能力。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城市高速发展与城市问题激增,街居制度无法再解决现代化的社区治理问题。当前社区制虽然对国家-社会关系进行了一定的变革,提高了社会自我治理能力,但是国家与社会在社区治理过程相互合作、良性互动问题并没有在根本上得以解决,强政府-强社会的社区治理体系建构还远未完成。     

中印在跨界河流上的利益诉求与相互依赖——以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为例

本文对中印跨界河流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述,梳理了中印两国在跨界河流上的利益诉求,认为两国在跨界河流问题上的利益诉求既存在着相似之处,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利益诉求的差异导致了中印在跨界河流问题上虽然存在着相互依赖,但这种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双方的敏感性是不同的,这应该成为中国应对中印跨界河流问题的出发点。中国应将跨界河流与边界问题进行捆绑谈判、将水文信息共享与水资源开发利用进行捆绑谈判等三项措施来应对中印跨界河流问题。     

行业间不平等:日益重要的城镇收入差距成因——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

基于回归方程的收入差距分解发现,1988年、1995年和2002年,行业间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越来越大,而且这主要是由一些收入迅速提高的垄断行业造成的。同时,区位、教育、所有制和职业类型以及是否有第二职业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也在提高,是否完全就业和年龄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有明显下降。因此,缩小中国城镇收入差距,亟需打破劳动力市场进入壁垒和产品市场行业垄断。此外,减轻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普遍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等措施,也将是未来政府缩小城镇收入差距的重要政策着力点。     

论我国环境排放权交易市场设计

本文认为,促进区域发展与诱导技术创新是环境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主导职能。相应地,环境排放权交易制度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环境资产使用权交易,另一种是环保履职能力租售交易。我国应从排放权交易的两种类别出发,结合污染物所产生环境问题特征,按类分层设置全国排放权交易市场与地区性(流域性)排放权交易市场。     

进口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基于云南的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由于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偏差,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而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被低估甚至忽视,不可能客观地评价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尤其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形下,出口减少,而进口成本相对较低的形式下,研究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意义尤为重大。我们利用云南省的数据分析进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由此揭示出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分析了进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传导机制,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党组织嵌入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操纵的抑制作用分析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过程中的研发操纵行为对企业自身和社会运行均会产生不利影响,如何管制这种操纵行为成为切实推进创新强国战略的重要问题.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体系嵌入公司治理结构有助于管制高新技术认证过程中的研发操纵行为,且嵌入程度越大治理效应越好.党组织嵌入董事会和监事会对研发操纵行为的治理作用更好;党组织可作为...     

科学发展观与公共服务制度的建构

作为一种理论,科学发展观向实践的转化并不具有直接现实性,必须依赖与科学发展观相匹配的制度体系为其提供坚实有效的保障。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当前应以人之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与矛盾为切入点。在人与人的关系之维中,针对日益凸显的民生问题,着眼于人民群众基本生存与发展权的保障和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应强化公共服务的供给与加强公共服务制度的建构。     

基于区域差异的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研究

该文选用1978—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该阶段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作用程度上,西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在财政支出结构上,基本建设支出对东部地区作用不明显,但是对中、西部地区较为明显;科教文卫支出对东部地区较为明显,中部地区不明显,西部地区负相关;社会保障支出对东部地区负相关,对中、西部地区不明显。因此,还需要从财政支出结构上加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