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伤害危机消费者宽恕意愿形成机理研究——网络负面口碑的调节作用

基于品牌关系视角,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食品伤害危机消费者宽恕意愿研究模型,揭示品牌关系强度(品牌满意和品牌信任)和品牌关系发展能力(品牌承诺和品牌亲密)对消费者宽恕意愿的作用,并检验网络负面口碑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品牌信任、品牌承诺和品牌亲密正向显著影响消费者宽恕意愿;相对于强网络负面口碑,弱网络负面口碑情境下品牌信任、品牌承诺和品牌亲密对消费者宽恕意愿的正向调节效应更显著。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分类估计——基于不同地形下不同地区的测算

基于收入标准,按照两种不同的方法测算不同地形下不同地区的农户适度经营规模。结果表明:基于农业总利润测算的农户户均适度经营规模,在平原地区,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分别约为3.13公顷、2.0公顷、1.53公顷、0.8公顷。基于劳动力机会成本的测算方法,如果按照家庭户均3个劳动力计算,东北地区农户户均耕种的适度规模为7～9.4公顷,中部地区为4.13～21.2公顷,西部地区为3.53～6.6公顷,东部地区为3.07～3.87公顷。按照劳动力机会成本测算的农户农地适度经营规模高于按照农业总利润最大化标准的测算结果。农地适度经营的规模因不同地形和不同区域不同,国家鼓励农户开展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应该因地制宜实施。     

交易特性、社员身份与农业合作社合约选择

在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交易特性对农业合作社与农户之间合约选择的影响,发现社员身份特征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资产专用性、风险性和规模性对农业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签订一体化程度不同的合约具有明显的影响,其中,专用性对合约一体化程度的影响是正向的;而风险性和规模性对双方签订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合约影响是负向的。但和非社员相比,股东身份使资产专用性对双方签订一体化程度更高合约的正向影响作用变大;并使风险性、规模性对双方签订一体化程度更高合约的负向影响作用变小,即股东身份作为调节变量发挥了显著效应。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中心线索、重点变迁与路径取向

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既有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有伴随着时代变迁而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传统"二元"论或"三元"论既难以完整涵盖其主要内容,也不能准确反映变迁过程中的重点转移。"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新视角,则能较好解决上述问题。在不同时期,应始终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这个中心;在不同历史阶段,改革的重点则依次是"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农户土地的用益物权"和"市场主导的社会服务"。未来改革重点则是在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围绕农地用途、经营主体准入、食品安全、生态补偿等完善微观规制和扶持政策。     

农业规模经营方式创新:从土地逻辑到分工逻辑

从土地规模经营转向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服务规模经营,是农业规模经营方式创新的重要路径。基于"交易成本—行为能力—农户生产环节外包"分析框架,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理资产专用性、物资资产专用性与外包风险性对农户生产外包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人力资产专用性、农户组织化程度、排他能力、处置能力、交易能力、区域地形交通环境、农户与区域种植作物的匹配度等对农户生产外包行为有促进作用;农户经营规模与外包行为存在"倒U型"关系。因此,要转向农业的外包服务规模经营,必须从追求经营主体的现代化转向追求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完善符合小农多样化生产需要的服务支持体系。     

农村财务监督机制有效性检验

以广东省268个镇乡辖下的经济联合社、经济合作社财务监督机制调查结果为样本,运用LOGIT和OLS回归方法,实证检验财务监督机制是否发挥作用及其对组织经济绩效的影响,发现相对于中介机构代理监督模式而言,“三资”中心监管、镇政府委派人员监督模式均能更好地发挥财务监督作用,其中镇政府委派人员监督模式对组织经济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务监督委员会开会次数越多、财务公开程度越高越能较好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且显著影响组织经济绩效;村务监督委员会组长具备会计知识时有利于提高组织经济绩效。     

跨境农产品供应链联盟绩效评价研究——基于广西-东盟的实证分析

现阶段跨境农产品供应链联盟绩效评价对推进中国-东盟农产品流通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参考既有文献成果并重点考虑广西-东盟跨境农产品供应链(联盟)的运作特点,构建跨境农产品供应链联盟绩效评价体系,指标体系由财务绩效、运营绩效和绿色绩效3个一级指标及其对应的12个二级指标组成;选取结构方程模型作为评价方法;以200个广西-东盟跨境农产品供应链联盟作为案例展开分析,结论支持该联盟绩效评价模型和所选取的评价方法的有效性.     

市场信息对中国与欧盟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

市场信息是商品价格形成的基础。基于“信息经济学”理论,运用TARCH和EGARCH模型,探讨中国和欧盟猪肉市场信息对价格波动产生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猪肉市场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效应,使猪肉价格上涨的 “正向信息”大于使猪肉价格下跌“负向信息”的影响,且“正向信息”对于猪肉价格的波动具有强化作用;欧盟猪肉市场“负向信息”大于“正向信息”的影响,且不存在显著的信息冲击不对称效应,其原因在于欧盟市场的政策干预少,价格“杠杆效应”不明显。因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应减少干预,进一步提高猪肉市场的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