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作为新科技革命中诞生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深刻重塑了原有的经济活动形式,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了全面准确了解数字经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在阐述数字经济与新发展格局基本概念和科学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数字经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机理和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当前经济循环活动中生产、流通、分配、消费4个环节均存在堵点,阻碍了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而数字经济发展在通过推动产业升级、激发内需潜力、聚合区域市场、助力创新驱动进而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同时,通过推动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机制转变、创新国际贸易模式促进了国际大循环的畅通;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联动效应,有助于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研究表明,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积极作用,需要进一步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建立自主创新体制,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在国际市场中加快数字产业“走出去”的步伐,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数字贸易竞争力。     

大数据情感分析——数字时代理解国际关系的一种非理性范式

作为人际关系和政治体验的直接表达,情感是政治决策中难以排除、也难以回避的扰动因素,但是由于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理性范式的盛行和情感分析技术的缺位,情感分析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当前,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新素材、新技术和新思维的出现使得大数据情感分析有可能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研究走向工程应用的一个重要实验领域。整体上,大数据情感分析主要立足于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与国际关系专业知识的跨学科融合,重在探索作为非理性因素的情感对于现代政治运行的隐秘影响。放眼未来,大数据情感分析有着广阔的拓展空间,但其发展也面临若干困境。文章以政治情感为切入点,从政治情感分析的理论演化及技术进展两个方面入手,分析了情感计算的基本原理,探索了大数据时代情感分析技术在国际关系领域内的应用场景,并简要评估了大数据情感分析的优势和不足,旨在捕捉复杂社会中的微妙人际互动和情绪传播。     

公园城市：迈向新时代的高品质城市建设

规划好建设好公园城市是新时代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建设的重要方向。新时代的中国公园城市建设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园与城市融合发展、地域特质与千城千面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着力从以下方面深入推进：以人民为中心，全民参与，共建共治共享;以绿色生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宜居的公园式社区建设;以公园思维推动新城开发与旧城更新，注重型塑与串联不同城乡社区的公共开敞空间;因地制宜，千城千面地开展具有地域特质的公园城市建设等。     

FTA深度与全球价值链网络发展——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的测度与分析

本文采用2000-2014年WIOD投入产出数据库,基于WWZ方法对增加值贸易进行分解并构造了考察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关键指标,就当前日渐深化发展的自由贸易协定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网络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是:首先,2000年以来,全球价值链网络中世界各国的贸易强度均实现明显上升.其次,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参与度仍然低于发达国家.再次,自由贸易协定深度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一国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金融危机对增加值贸易的负面冲击.最后,通过影响机制检验,本文发现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延长生产长度以及促进研发创新两条路径实现.     

数字经济与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演进

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产生系统性冲击。本文基于ADB-MRIO2022数据库，应用前沿的有向加权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刻画2010—2021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特征、动态演化趋势和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变化，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一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的区域化属性逐渐增强，其中美洲地区（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最为明显，美国正逐步分散贸易风险，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降低其主导的局域网络脆弱性，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过大，不利于以中国为主导的局域网络应对特定性冲击。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在高技术制造业网络中还有进一步上升空间。发展数字经济在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一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对核心资源的控制能力，占据“织网者”优势，扩大贸易影响力，但仅对处在网络中心与近中心的国家的接近中心性有显著促进作用。新兴经济体要打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封锁困境，必须提升增加值贸易流量与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主要出口对象国相对多元化。本文发现逆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具有长期结构性特征，揭示了利用数字经济推动我国制造业从中...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视角入手，详细分析了该群体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于客观认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嵌入状况具有较强现实意义。具体而言，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利用居留意愿来表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并按照相近原则参照区域因素，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户籍地为判断依据，在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分类的基础上，研究了个人特征、流动特征、就业特征、社会融合及社区公共服务等五类因素的影响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较高的市民化意愿，但流动因素的内部差异明显；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流动范围、经济融合、家庭融合等因素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意愿有明显影响；社区公共服务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具有调节效应。因此，要完善民族政策，做好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和社会服务工作，逐步构建各民族之间互嵌式社会交往结构，更好地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