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能级的政府间协调合作发展——政治学新视角论区域合作

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29个长江沿岸中心城市联结而形成的经济区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具实力、活力和潜力的发展轴.贯彻落实十七大"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精神,构建一个强有力的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能级的政府协调合作发展的长效机制,靠政府间的合作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实现互动多赢,在现行体制下是沿江各中心城市又好又快发展的理性选择.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合作能否获得新的进展,关键在于各方能否克服合作发展面临的体制约束及进行制度创新,取决于各方能否采取正确的可持续共谋发展战略的政策制定和实施.     

西部大开发的前提和困难透视

通过对西部地区人口、资源、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分析 ,认为党中央提出全面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方针 ,是一项总揽全局与面向新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无论是从国际环境还是从国内形势 ,以及西部地区的特定发展条件来看 ,西部大开发都可以说是“条件基本具备 ,时机已经成熟”。但机遇与挑战并存 ,条件与困难同在 ,针对西部经济社会现状和发展潜力 ,提出在西部大开发中尤须解决以下难题 :生态环保 ;经济结构调整 ;搞活国企与发展乡镇和私营企业 ;消减贫困人口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防止区域产业布局趋     

博弈理论框架:一个理论体系的建构

从现代博弈论的研究价值及研究现状出发,梳理博弈历史、中外博弈论学界探讨的主体内容,寻找博弈论的逻辑起点(博弈策略),创建博弈论的逻辑结构,提出博弈论理论体系,即博弈机理、博弈策略和博弈均衡的逻辑结构,从而形成心脉相通、血肉相联、整体贯一的博弈论理论体系.     

乡村振兴项目化运作的多重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项目化的资源配置和供给是当前基层政府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通过实践考察发现,乡村振兴项目化运作存在项目竞争与政绩工程、项目导向与政府错位、项目逐利与执行变通、项目实施的基层矛盾与精英俘获等多重困境。而困境产生的根源是由于乡村振兴项目有限性与需求广泛性的张力、项目分配中多元主体的利益冲突、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不足、科层制与项目制的双重规制等因素造成的。因此,做好项目整体规划与分配、提高项目利益协调能力、强化项目监督、优化科层制与项目制的关系是破解乡村振兴项目化运作困境的有效路径。     

机遇、挑战与展望：“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

“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可以为公众提供更加精准化的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目前,国家层面已出台了一系列“互联网＋”相关政策,各地“互联网＋”行动发展势头良好。推动“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在面临诸多良好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挑战,政府治理模式将发生重大变革,政府治理创新还存在四大瓶颈制约。实现“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需要从理念和路径两方面着力,树立顾客导向、结果导向、公开导向、开放导向、共享导向和竞争导向的理念,构建“互联网＋”规则体系,打开“互联网＋”亲民门户,突破“互联网＋”技术瓶颈,提升“互联网＋”素质能力。     

公平·正义·民主·规则:投票规则的价值取向

规则研究专家维克多·J·范伯格认为,没有规则的选择和没有选择的规则都会使公共选择陷入困境;公共选择理论专家丹尼斯·C·缪勒认为,民主即以正式投票做出并推行选择的过程.投票是按照一定规则进行的一种选择,也是民主选择的一种体现,而投票规则涉及价值取向问题,主要包括投票规则的本质——公平正义、投票规则的理念——有限民主、投票规则的程序——规则公平.     

通往秩序正义的法治追求及其具体路向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为找寻一种具有内在生命力的法治模式作了诸多努力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前,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瓶颈时期,一种通往秩序正义的法治形态尚未真正或完全确立。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法治的部分回应了我国社会转型阶段的现存问题。当前应以民生法治为基本导向,以民生立法、服务型政府和能动司法为基本面向,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浅行科学发展观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为更好地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拟对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过程中遇到的、学术界研究得不够深入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包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时间、指导地位和精神实质问题。     

论出卖他人之物合同的权利平衡

无权出卖他人之物的行为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我国的新合同法对这种合同的效力虽作出了规定,但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本文在权利平衡思想的指导下,考察了无权出卖他人之物合同在合同成立前、合同成立后至履行前、合同履行后这三种样态中各方的权利义务分配情况.力图在合同制度的框架内处理好权利平衡问题,以尽可能实现市场主体活动的公平,体现民法的基本理念.     

行政参与与裁量权控制新论

行政参与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滥用,但另一方面由于"精英作用"的"异化"以及大型利益集团对政府的"俘获",这类行政参与亦可以造就裁量权运行的非理性化。因此,应当基于行政裁量权合理性行使的标准以及弱化精英参与、强化普通公众的参与,正确权衡大型利益集团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注重公民团体的行政参与权等实践理性之路来完善参与型行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