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人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学术界长期认为,证人是指除当事人以外了解案件情况并向公安司法机关作证的诉讼参与人。据此,证人是第三人、自然人,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是我国证人理论中可取之处。然而,对于什么是案件情况,证人了解的案件情况有没有时间标准,证人能否适用回避,如何界定证人的资格,警察能否作为证人等诸多问题,在我国司法实务界以及学术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证人的界定存在诸多模糊认识。因此,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都是一个亟待重塑的概念。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关联交易法律规制的完善

目前,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对关联交易的定义十分不明确,面对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关联交易的法律监管模式也受到社会多方的质疑。再者,《基金法》中对于忠实义务的条款也亟待完善。此外,软法理论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实现从全面禁止制度向原则禁止,有限豁免制度的逐步过渡。     

中国航空法延误责任限额与华沙体系的协调

华沙公约体系特别规定了旅客运输延误责任限额,中国的航空法体系没有将其与旅客人身伤亡赔偿限额进行区分。中国航空法体系对赔偿责任限额的计算单位与具体国家货币换算所规定的折算方法与华沙公约体系不符,涉及折算货币的规定亦不适当。文章在分析中国航空法体系与国际华沙公约体系的有关规定基础上,对延误的赔偿责任限额制度的有关具体问题予以明晰,以期为中国修改航空法有关规定,实现与华沙公约体系无缝对接提供建议。     

行政生态学视角下的区域合作治理分析

行政生态学是生态学与行政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个边缘学科,它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采研究公共行政。从行政生态学的视角而言,区域合作治理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种行政环境因素影响下产生的,是满足行政生态动态平衡的必然要求。面对区域合作理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若干问题．行政生态学从各角度对其进行系统分析,提出解决对策,使之更加完善。     

理性与经验：死刑立法改革的一个视角——兼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限制死刑的相关规定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面世,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废止死刑的立法实践。死刑渐废论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分析死刑立法改革的一个视角：理性引导与经验支持。死刑缺乏其存在的道德合法性的基础,其废除符合理性的要求;作为一项立法改革,死刑的废止又离不开现实经验的支持。因此,推行死刑的立法改革,需要立法者通过理性的立法引导死刑民意的走向,并通过经验行为体现立法理性,在死刑废止的进程中实现理性与经验的统一。     

论我国社区矫正体系的合理化运行

社区矫正制度和工作主要围绕着社区矫正主体、对象和客体落实展开,在认清我国社区矫正现实存在的不足,明确主客体、对象之间的作用关系之后,提出我国社区矫正体系合理化运行的构想,即在专门机构、专业人员的引导下,建立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机制,主要通过心理矫治的方式开展对罪犯的矫正。     

“特别规定”的理解——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角度

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角度对"特别规定"的含义进行了讨论。分析了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的联系和区别,指出现在的"特别法规则"仅规定了同一机关制定的不同法律规范适用的先后顺序,需要进一步厘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性质,才能够更好地处理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和相冲突的矛盾,特别是"下位法"能否突破"上位法"的情况。     

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关系辨析——兼评“两高”对《刑法》第217条“复制发行”的司法解释

在刑法层面上,《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条文规定的“发行”行为与《刑法》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销售”行为的含义具有等同性,“复制发行”的应有含义为“复制且发行”。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刑法》第217条中“复制发行”的解释错误地理解了该词在刑法中的真实含义。侵犯著作权罪与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两者存在法条竞合关系,前者处于特别法地位,后者处于一般法地位。     

我国海事仲裁应引入临时仲裁制度 ———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为视角

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是世界上通行的两大仲裁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未规定临时仲裁制度,制约了海事仲裁业的发展。临时仲裁制度在海事仲裁中具有重要作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应引入临时仲裁制度,这既是提升上海整体实力,缩小与其他国际航运中心差距的必备要素,也是完成我国海事仲裁制度与国际接轨的需要。     

《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中的外国法查明制度

外国法查明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得到体现,并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同时外国法查明制度可能在该法运行的过程中遇到一系列的挑战。通过分析中国国际私法规范中的外国法查明制度的利弊得失,从法律适用的视角评论了外国法查明制度的相关规范。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外国法查明制度进行了反思后发现,在外国法查明的对象、制度内涵、司法实践、学理探索等方面仍然存在问题,为该制度的改进和发展进行合理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