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方式争讼若干问题辨正

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标志。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因其对《波茨坦公告》的错误解读和战后天皇制的保留,认为日本战败是"有条件投降"。尽管《波茨坦公告》是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但在当时代表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共同利益诉求,无疑是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公告。虽然战后美国放宽了对日本的处置条件,最终导致惩治日本的不彻底,但不彻底不等于不惩处,不承认也不等于不存在,历史事实不容颠倒,     

浅析“二孩政策”对家庭的影响

"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家庭来说不仅能优化家庭结构,增强家庭的发展能力,同时能够增强家庭亲属文化的传承,但是我们也可预见到对于普通家庭新增加一位孩子无疑会加大家庭各方面的支出,增加家庭的经济压力。     

基于隐喻认知功能的英汉轭式搭配诠释

以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认知功能为出发点,从结构隐喻、方位隐喻、本体隐喻的视角对英汉轭式搭配的构成进行深层诠释,发现相似性是轭式搭配构建的基础。轭式搭配通过拈词过滤和锁定事物间的相似性,将本体的属性特征映射到拈体上,激活并突显拈体中对应的属性特征。隐喻认知功能还对特殊的搭配形式——逆向轭式搭配的构建和修辞效果有较大解释力。隐喻认知功能为轭式搭配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有利于对这种修辞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一带一路”之亚投行贷款条件的设计理路

传统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性"的干预性和强制性特点,有违背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原则之嫌,存在合法性危机。由发展中国家主导成立的亚投行,标志着多边开发银行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融资的主要平台,亚投行贷款条件的合理设置关乎银行和借款国投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和"共赢"国际法治的推进。当前,亚投行发布的《AIIB协定》和《AIIB主权支持贷款条件通则》是涉及贷款条件规定的两个主要法律文件,前者为贷款条件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后者为贷款条件提供了选择性规定。在此基础之上,亚投行贷款条件应实现以"共赢"国际法为导向,兼顾系统性与相关性、自主性与灵活性、效果性与合规性,以规范其形式的发展理路,促使其向"善治"需求之"良法"转型。     

“舆论搭车”的治理困境与政府“双微联动”的优化路径

"舆论搭车"是社会公众基于"共情"产生的关注舆情事件、引发舆情目标转移、倒逼公权力介入的现象。一些领导干部舆情事件应对能力不足,在面对"舆论搭车"时出现了不作为、不配合、不妥帖、不矫正等问题。政府"双微联动"能够引导"舆论搭车"趋向,增强舆论传播的快速性和精准性,形成舆论传播的集群效应,规避和弱化"舆论搭车"现象及其负面影响。为此,应进一步优化政府"双微联动",构建立体化政务信息传播新格局,提升政府"双微联动"的运营能力,搭建政府"双微联动"实施框架,更好地巩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先秦“德”义新解

"德"是先秦时期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范畴。关于"德"的含义历来解释甚多。本文在梳理了对先秦之"德"的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对"德"的造字本义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德"观念源于上古人们的"能力"崇拜,"德"字的产生源于人类社会对于一种特殊"能力":"政治控驭能力"的需要。"德"之初义就是"政治控驭能力"和"权威影响力"。从德的字形结构、音韵训诂和文献用例等方面可以证明德字是古代君王通过"巡省"方式树立自己的权威影响力的反映。     

“一带一路”战略下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的成效提升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目前,北京市在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交流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非政府部门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对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发展状况的研究还不深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文化创意企业缺失,品牌性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偏少,对外文化交流的软环境不够理想,对外文化交流的人才队伍数量不足。而要切实解决这些主要问题,北京市必须充分发挥本地事业单位和民间组织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积极作用,努力深化对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发展状况的研究,全力培育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文化创意企业,努力打造对外文化交流的国际知名品牌,进一步优化对外文化交流的软环境,大力培训和积极引进对外文化交流人才。     

辛亥革命前后福建近代经济发展的比较与分析——基于统计数据的分析

与民国初期相比,福建清末"新政"中成立的官方经济管理机构在职能发挥上更为自觉,民间经济组织成立的数量也更多,近代工商业发展速度更快,说明了辛亥革命之后福建近代经济的发展速度要远慢于清末,且在全国的比重日趋下降,这既得因于民国成立后福建地方政治分裂,也与福建缺乏大型近代企业的示范作用与大额资金扶持,沿海地区对内陆的辐射带动力不够等先天条件不足相关。     

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