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继承与法的演进:对“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法文化考察

上世纪40年代,瞿同祖先生系统提出“中国法律儒家化”命题,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极大影响.70年代后,由于秦简、汉简等新史料的出现,学术界对该命题的某些具体观点提出不同见解.伦理主义和混合法是中华法系的两大基本特征并且始终一以贯之.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是对古代法律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战国秦代的法家集团,在清算宗法贵族制度推行“集权法治”的同时,完成了局部的“纳礼入律”.西汉以后,随着集权政治的巩固特别是儒学被奉为正宗学术,古代法律开始儒家化进程,这一进程是全方位的.在学术思想上表现为政治法律思想的儒法一统化;在司法职业训练上表现为儒学律学化或律学经学化;在刑事立法上表现为宗法礼制的逐渐成文法化;在法律样式上表现为儒家提倡的混合法理论逐渐社会化.     

不同政体下非政府组织的比较研究

在倡导"小政府、大社会"的国际大环境下,作为公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政府组织,以其独特的优势备受学者的青睐,并日渐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以政体为切入点,对比研究了不同政体下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传统型政体之下,非政府组织在基层社会得到了相对较大的生存空间,但封建君主在主观意志上是不愿意看到非政府组织过分强大的;在过渡型政体之下,社会处于转型之中,非政府组织成为舒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政府希望借助非政府组织弥补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短板,但极力避免非政府组织参与政治活动;在现代型政体之中,非政府组织拥有了强大的社会民众基础,政府渐渐把一些原属于政府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务转交非政府组织打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完备的制度环境。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研究

中道思想是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所在,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范畴.中道就是“适度”、“适中”、“执中”,是一种“无过无不及”的状态.中道是相对意义上的中道,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中道不是折衷主义或者调和主义,中道的实现并不容易,必须依靠人的理性不断地去追求.     

论“以无念为宗”的三重展开

《坛经》中“三无”思想被认为是六祖慧能思想之概括,“以无念为宗”尤重,慧能在《坛经》中多次阐述这一思想的内涵.慧能这一“以无念为宗”的思想,有其承前之思想渊源,既有般若空,又具佛性有,是般若中道之继承;又有与同时代教内之呼应,作为“最上乘”的基本特征,而超越作为“大乘”的教内,同时两者又有内在的一致性;也具有对后世禅宗理论之宗旨性意义,后来的大禅师虽以“无为宗旨”等不同表达方式表达禅宗的宗旨,但都只是与“无念”名异而已.     

论生命伦理的实践智慧

在当代生命伦理文化中,实践智慧将会重新唤起我们的仁爱之心,教会我们科学和道德的平衡之术,提醒我们医学不仅是技术,更是“仁爱之术”。     

艾什尔里派及其中道主义思想

艾什尔里派是伊斯兰教(学)派中较为特殊的一个派别,该派曾于公元11世纪下半叶风靡阿拉伯东部,成为塞尔柱王朝的官方学派,其所倡导的中道主义思想曾一度成为那一时期的主流思想.艾什尔里派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是伊斯兰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而艾什尔里派的中道主义思想最终被包括伊斯兰教四大教法学派在内的大多数教(学)派所接受,更说明了它存在的合理性.     

典礼与宪政:丙午改制有关礼部裁改的争论

清末仿行宪政,以君主立宪国官制为参照,对内官制大加改革.礼部因为此前科举立停和学部建立的关系,职能已大为清简,此时又与立宪国官制无从对应,因而面临被裁撤的命运.拟议改设的典礼院被定性为“王者上仪之专署”,不预国家政事.如此设计,弱化了传统礼制在维护王朝统治、治平天下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功能,由此引发保存礼部的争议.在不能废弃典礼、又要符合宪政原则的情况下,如何归属典礼事宜的管理,维系皇权政体的礼制如何嵌入立宪体制,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丙午内官改制时政体变革的走向和深度.     

从亚里士多德幸福论来看"GNH"关怀

幸福论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目的论、幸福快乐论和幸福德性论出发,寻找社会发展"GNH"关怀的理论依据,这对矫正"GDP"崇拜,抵制消费主义快乐观,坚持"中道"德性原则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试析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思想

公民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古希腊城邦孕育了最早的公民观念。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集大成者,是最早提出公民理论的学者。作为西方公民理论的源头,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思想涉及到公民与城邦的关系、公民资格和公民政体等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公民理论对今天我国公民意识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从成本考量的视角看人类对民主政体的理性选择

民主政体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形态已有数千年的存在历史.人类之所以在当今普遍选择民主政体作为最基本的现实政治运作模式,也是基于成本考量的理性选择.民主政体相对于其他政体而言,具有比较优势.民主政体相对于其他政体而言,不仅能够有效降低调和政治冲突和维持政治及社会稳定的政治成本,而且能够有效降低公共决策的外部成本,更能够有效降低政治统治的风险成本和政治发展的机会成本.理性考察和分析民主政体的成本问题,不仅有利于加深对民主的理论认识,而且更有利于增强如何将社会主义民主做真做实的现实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