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真雅正与清代书院八股文教育

清真雅正是清代朝廷推行的衡文准则,包括在理、法、辞、气等方面有所要求。为了引导生徒作文步入正轨以及促进健康文风的形成,清代一些书院将清真雅正纳入八股文教育的范畴,清真雅正在书院学规、课艺甄选、课艺评点等内容中有着重要体现。为了便于生徒理解清真雅正,施教者要求研习明清时期八股文名家善本,用范文来指导习作。清代一些书院在进行清真雅正教育时,重视将为文上的开导与为人上的训迪结合起来,从而为国家培养品学兼优的科举人才,实现文学教育的崇高理想。     

北京书院的“前生”与“精神”--读?北京书院史?

?北京书院史?跳出了关于书院研究偏好宏观历史研究的思路,而代之以文化视野下的北京书院研究,在大视野、小范围的研究中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作者以书院的日常生活与运作为侧重点,关注的是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给书院带来的重要影响,这为书院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该书将书院发展与历史语境紧密结合,既能透过书院窥探政治文化、军事争夺、经济发展等给书院带来的影响,又能以书院这一视角发现许多逸出宏大叙事之外的历史细节。作者对北京书院历史命运的研究,不仅在于总结书院发展之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而且注重分析北京书院的历史作用以及对于当下中国教育的启示价值。     

试论平定书院的近代变迁及其影响

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模式。20世纪初,书院逐渐被学堂取代。平定书院由私办转为官办,政府干预逐渐加强,书院不自觉地被纳入科举取士之中,其功能开始转移。清末改制将书院改为学堂,近代化的教育改革与书院变迁之间产生了密切的互动关系。平定书院的近代变迁,一方面推动了平定教育的近代化,另一方面呈现出教育体制革新与平定教育衰落的畸形关系。研究平定书院的近代变迁,能够从微观的角度去审视中国教育制度的近代化,特别是对于我们重新审视近代中国教育制度的走向以及窥探近代学校改革与城市的近代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     

伦敦会新教传教士与马六甲英华书院的英语教学

伦敦会传教士首先把欧洲盛行的语法翻译教学法介绍到中国 ,但他们并没有完全照搬此法 ,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它进行了扬弃 ,这样使学生的听、说、读、写、译能力得到全面发展     

继起斯文:清末书院对船山之学的传播及湘学学统的完善

无论是生前还是去世之后近两百年,船山声名并不显著,船山先生及船山之学扬名,其实是较为晚近的事。随着湘籍将领的崛起,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构建区域文化体系,王船山作为可资利用的地方文化资源,被赋予振兴区域文化的重任。在这一过程中,书院奉祀船山,教授船山之学,刊刻船山著作,成为推广船山及其学术的平台。而且,湖湘士人所建构出的由宋至清的湘学学统传承的脉络,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书院祭祀展现的。     

论明代书院心学化

中国古代书院在明代再一次得以复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代中叶心学的兴起和发展。王阳明、湛若水等心学大师及其门人大力兴办书院,以书院为发展与传播他们思想的阵地。心学在书院中活跃,并上升为主流思想。无论祭祀、讲学或藏书,明代书院心学化趋势明显。书院的心学化在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末书院教育社团化初探

清末外强入侵,中国传统封建体系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后逐步瓦解。自同治元年(1862)京师同文馆设立至癸卯学制随清朝的灭亡(1911)为止,此期间的半个世纪之内,中国书院作为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也在发生着自身的变化。书院教育的内容及形式决定其是否可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知识的传播、民族的崛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从清末书院教育的发展特点、影响发展的决定因素等方面探讨清末书院教育社团化的问题。     

程端礼与《江东书院讲义》

书院在元代因受到了政府的重视 ,而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程朱理学在元代的书院教学中受到崇拜 ,达到了至尊至贵的地位。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当时法定的教材和参考书 ,各书院的讲授内容和研究也就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基本模式。程端礼在朱氏教学和读书的方法上 ,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 ,写出了著名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江东书院讲义》作为《日程》的附录     

近代武汉教会书院述论

近代武汉地区的教会书院产生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基督教各教派的传教士所创办,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和慈善性质。在办学过程中,教会书院率先将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引入内地,在女子教育、体育教学、师资培训等方面也颇有建树,并且十分注重英语教学。因此,它们虽用书院之名,却是移植到内地的新式学校,在新旧教育制度的转换过程中起到了样板作用,武汉的近代教育是从教会书院起步的。     

陈寿祺与清嘉道年间闽省学风的演变

陈寿祺是清朝嘉道年间的名儒,博学多才,学术造诣高深,于经学、小学、古文辞学等无不深究,著述丰富。他坚持兼收并蓄、关注现实的治学原则,不仅兼采汉宋、会通今古文经,广泛吸收各家学术所长,而且究心“经世致用”之学,形成以“兼通”和“致用”为特征的学术风格。他在主持鳌峰书院期间,以有用之学造士,造就出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等一批杰出人才,使福建学术从过去的程朱理学一枝独秀,转变为嘉道年间诸学并举的局面,使古今文经学、经世之学在闽省开展起来。对于处在社会变革前夜的福建学坛来说,陈寿祺的这些努力为该省学术向近代方向转变做了必要的精神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