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对政府行为的影响研究

产业政策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及其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如何,尚少有研究给予理论关注。由于市场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政府在执行产业政策时必须把握一些关键细节:把私人部门的主动性纳入到公共政策框架中,发挥政府政策的战略引导和协调作用；政府在施策时,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使施策过程变得更为合理,并加强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一起合作来解决生产领域的问题；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必须保持适当距离,力求使腐败和寻租最小化；为鼓励企业进行市场开拓,最优的政策是对新的、非传统产业的投资进行补贴,并将事前补贴与事后监督相结合；获得补贴的项目必须明显具有提供外溢和示范效应的潜力。     

产业政策与中国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

本文利用2008-2017年沪深A股中数字经济上市公司的专利及财务数据,分析了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信用贷款、行业准入制度四类产业政策对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 政府补贴和行业准入制度对数字经济行业专利申请和专利发明的影响显著,税收优惠、信用贷款对数字 经济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不明显。对数字经济行业细分类别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和行业准入制度依然是影响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较为显著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对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政府补贴对电信传媒和软件信息行业专利申请和发明的影响更为显著,行业准入制度对软件信息行业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政府补贴和信用贷款均能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行业准入制度和税收优惠均能通过提高企业利润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本文为政府制定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政府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促进 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     

生产主义的产业政策观的工业行政意义——沟通林毅夫区域与路风空间

张维迎、林毅夫和路风的研究代表了中国学者在产业政策领域三种似乎对立的思考方向。但是，在理论上存在沟通他们的研究的可能性，在实践上存在连接他们的研究的必要性。借助斯密、列宾斯坦的经典思路和奥地利学派的批判性视角，我们发现，上述三种产业政策研究的要点是对于三个特定范围，即可以分别称为张维迎原点之上以及林毅夫区域和路风空间之中的产业政策的可行性分析。本文指出，生产主义的产业政策观可以沟通林毅夫区域和路风空间，具有工业行政意义。这种产业政策观以演化经济学与动态能力论为学理依托，以政府和企业在生产领域的互动为中心，提示了从政策知识的衔接以及政企能力的转化来改进工业行政，融合关于产业政策的多学派、多学科研究的可能性。     

物造神话论:一个被加工出来的制造业意识形态

作为对日本制造业的组织与技术特征的概括,近年来“物造”这一词语风行日本。尽管“物造”一词是典型的日文,但是其被用来描述日本制造业的历史却不长。本文分析物造在日本突然流行的经过及其政治经济背景,认为物造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日本制造业精髓的一种提炼,但其理论基础与重商主义经济学有关,可能演变成经济民族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并与全球化和地域经济一体化所体现的精神相悖。     

北京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建设的历史及其特点

自1988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关村建立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开始,北京就着手启动其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的建设工作。由于其独特的资源条件,北京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的建设紧紧围绕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科技资源优势转化等战略目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点。经过10多年的努力和完善,北京高新技术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但依然存在着科技资源转化效率低下等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和调整。     

论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政策工具的机制检验、政府行为差异下的异质性特征

利用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探究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这种正向推动作用是通过政府补贴、信贷倾斜、税收优惠(以上称为“资源补贴”工具)及行业准入制度等四种政策工具实现的。第二,“资源补贴”是通过提升R&D投入这一中介机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而行业准入制度是通过推动行业内部形成竞争市场结构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第三,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地方政府官员面临政治考核压力而追求短期利益时,产业政策的“资源补贴”工具失效,但行业进入制度依然可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此外,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大。建议把握好政府介入市场的方式,完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和加快地区市场化改革,使其与构建功能型产业政策相匹配,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竞争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