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中立视域下政府补贴的公平竞争审查路径

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是两个不同维度的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相互交织但又面临优先顺位的叩问。将公平竞争审查融入具有产业政策属性的政府补贴之中,有助于实现政府补贴政策的衡平价值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目前我国政府补贴与公平竞争审查不仅缺乏优先顺位和协同机制,而且政府补贴存在竞争扭曲、逆向选择、区域反竞争、实质反竞争等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政府补贴的竞争中立旨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明确政府补贴的原则性禁止,仅允许例外存在社会政策性目的的政府补贴,并面向最少受惠者(弱势市场主体和产业部门)的基本利益。故而,我国政府补贴应从经济政策性转向社会政策性目的,并且具体通过公平竞争审查范围的全覆盖、公平竞争审查的行政合作模式、公共竞争审查程序的法定和阶段性、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实质化探索推进政府补贴与公平竞争的政策协同。     

我国光伏产业持续发展的政策转型:从产业政策到竞争政策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光伏产业,在产业政策强刺激下,短短数年就出现产能过剩,追本溯源,其发展困境主要是因为产业政策未能及时调整,同时未能实现与竞争政策的协调。在深化改革和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的战略转型背景下,光伏产业必须实现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对此,通过调整政府补贴的方向,加大对其研发阶段的补贴力度,避免政府的不当干预,加快要素市场建设,可以逐步实现行业内的产业政策转型。通过加快落实对行业内增量和存量产业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优化产业政策,对我国光伏产业竞争性市场培育和可持续发展大有裨益。     

粮食生产补贴政策的可及性及优化策略研究——基于粮食规模经营完全成本视角

基于我国农业补贴"三合一"背景下,结合农业生产多功能性理论,对粮食规模生产成本进行重新解构与科学界定,提出粮食规模经营完全成本概念,并从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和发展视角,对如何提高粮食规模种植补贴政策效率、效益与效能进行系统解析与路径分解。把规模经营成本按照成本性质和权责对等原则分为"公共成本"和"私人成本",并对不同成本最佳承担主体进行责任分解,更加明晰了政府与市场支农作用的边界。研究发现虽然"三合一"补贴基本能够做到政策目标清晰和补贴对象精准,但依然存在政策可及性低、执行成本高、过度路径依赖、激励不相容等问题。为了提高政策效能及其可及性,本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方面提出了降成本、提质增效的政策建议。     

产业政策、融资能力与股权价值

产业政策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为了实现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而制定的各种政策总和。本文基于Tirole （2006）的企业融资分析框架,分析了政府的投资补贴、收入税和预算平衡三种产业政策对企业家融资能力和股权价值的影响。理论研究表明：就股份制企业而言,投资补贴政策将增加企业家的融资能力及其股权价值,扩大投资规模,收入税政策则相反;预算平衡的产业政策对企业家的融资能力、股权价值及投资规模无影响。此外,在投资补贴和预算平衡这两种产业政策下,企业家的股权价值均大于1,且投资规模与其自有资产呈一种倍数关系。然而,在收入税政策下,企业家的股权价值则不一定大于1,投资规模也未必是其自有资产的倍数乘数。     

精准扶贫中的社会动员:政府、市场与共意

在精准扶贫中,社会动员是促进农户参与的有效方法。社会动员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做到主体和客体相结合、动员和参与相结合。在精准扶贫中,政府通过培育新型市场主体,并对农户进行产业补贴激励农户加入市场,促进了农户和市场达成合作关系,增进了农户的参与力度。政府、市场与农户关系的结构性转变使农户对精准扶贫产生认同感,从而使政府和农户二者之间达成"共意"。     

论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政策工具的机制检验、政府行为差异下的异质性特征

利用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探究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这种正向推动作用是通过政府补贴、信贷倾斜、税收优惠(以上称为“资源补贴”工具)及行业准入制度等四种政策工具实现的。第二,“资源补贴”是通过提升R&D投入这一中介机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而行业准入制度是通过推动行业内部形成竞争市场结构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第三,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地方政府官员面临政治考核压力而追求短期利益时,产业政策的“资源补贴”工具失效,但行业进入制度依然可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此外,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大。建议把握好政府介入市场的方式,完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和加快地区市场化改革,使其与构建功能型产业政策相匹配,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竞争环境。     

全球进入“大宽松第二季”

各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正在受到破坏。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试图通过扩大其资产负债表、向金融、居民与企业部门提供刺激来减轻财富缩水的；中击，进而控制去杠杆化的速度，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转移至政府部门。     

农机燃油补贴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西省问卷调查

采用对山西省领取农机燃油补贴的主体——农户和农机户的调研数据,分析了领取主体对现行农机燃油补贴政策的满意度,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影响相关补贴政策满意度的因素。模型结果显示:对农户进行农资综合直补而言,受教育程度、对农机燃油补贴程序的满意度等因素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的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对农机户进行燃油补贴而言,对农机燃油补贴金额的满意度这一因素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满意度的贡献率最高;农机作业支出变动、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的了解度、能否推动领取主体作业积极性、对政府管理部门工作的满意度、对农机燃油补贴程序的满意度等因素,对农机燃油补贴政策的满意度均有较显著影响。因此,重点需要提升领取补贴主体的教育水平和加强政府在补贴发放中的主导作用。     

日美法高技术产业政策比较及启示

日本对高技术产业实行扶持和保护政策。美国由于其资本和劳动力市场高度发达,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法国高技术产业政策多为政府官员主观制定,缺乏对市场的研究与同私人产业专家的沟通,因此不很成功。比较三国在高科技产业领域的产业政策,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论在公共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

我国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公共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在公共服务中引入竞争机制有打破垄断、政府管制等方法,竞争有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竞争和公共部门之间竞争两种类型。而要引入竞争机制,并使其真正发挥作用还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措施。     

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文献综述与逻辑框架

文章系统整理了包括产业政策激励在内的政府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相关文献,旨在为学术界相关研究提供文献基础性概要分析,也为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的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导向性视野,内容涵盖了政府政策激励(包括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对政府激励政策(包括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研究评述、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研究框架探索、产业政策激励与企业研发投资后续的研究方向。尤其是试图将产业政策、研发投资与创新绩效等纳入一个理论框架,并为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激励效果给予某种程度上的理论解释,以弥补现有文献在研究系统性上的不足。     

间接互惠下公共文化PPP项目机会主义行为

引入间接互惠机制,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公共文化PPP项目中公私部门决策过程,研究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原因和应对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私人部门当期机会主义收益的大小是影响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关键因素;严厉的惩罚机制并不能有效遏制机会主义行为;未来合作收益和声誉系数越大,私人部门越倾向于采取互惠主义行为,实现公私部门合作的帕累托最优。基于上述结论,提出政府部门应出台激励政策扩大PPP市场规模,并建立惩罚机制及声誉机制,有效防范公共文化PPP项目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地方政府在公共决策中的寻租行为成因分析

社会转型期内,地方政府在公共决策中的寻租行为时有发生,导致公共决策偏离公共性,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基础,对个人、政府以及社会都带来相应的负面影响.文章通过对权力导向因素、制度因素以及利益驱动因素的分析,找出地方政府在公共决策中寻租行为的成因,并提出抑制寻租行为的治理路径.     

基于政府视角的农民创业环境实证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以创业促进就业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良方,而政策环境对于创业行为的发生具有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通过对湖北省930家农村微小企业的调查,研究政府寻租对农民创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初创公司的额外负担及其对公司的影响均显著低于老公司,说明农民创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已取得一定效果;政府寻租,不仅执法弹性较大,而且偏好高额寻租盈利能力强、经营年限长和规模大的成长型企业,这不利于微小企业的健康成长。虽然创业者的退出威胁可以抑制政府的高额寻租行为,但在全民创业及创业融资难的背景下这种抑制不具备可操作性。改善农民创业环境的关键在于政府加强法制建设,提高执法质量。     

地方政府寻租性腐败现状分析——以江苏省北部某县为例

政府组织及其官员的腐败,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消极现象。控制和预防国家公职人员腐败,建设廉洁政府,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地方政府中腐败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组织及国家公职人员通过种种途径产生了租金,引发了寻租活动,即寻租性腐败。在县级政府中寻租性腐败主要寄生在权力运作过程中,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文章以江苏省北部某县1999年-2006年腐败案例为样本,分析了这种腐败的特点和成因,提出了从经济人和道德人两个维度出发,创新和完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从源头上治理寻租性腐败的对策。      

产业转移的微观引导机制：一个包含市场和政策双重因素空间经济模型

将产业承接地对迁入企业的政策支持变量引入Krugman“中心——外围”模型,分析了政府政策影响产业转移的微观机理,并进一步推理出为有效引导产业转移,承接地政府需要给予企业政策制度支持的临界条件。研究表明,在保持政策支持力度不变的情况下,当运输成本足够低时,才会促动产业空间迁移。同时,产业转移的政策支持因子的临界值随冰山运输成本的降低而先降低后增加,表明所需的政策支持力度由强趋弱;而在规模经济很大或者制造业占经济份额比例较大时,承接地政府需要对企业给予更大的政策支持力度。     

工业互联网支持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

以2018—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工业互联网支持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工业互联网支持政策能有效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力度越大,企业研发投入越高;在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审计监督质量越高的企业中,工业互联网支持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越明显。本研究在理论上揭示了产业政策实施可能发挥正向作用的原因,在内容上拓展了产业政策的研究边界,区分了工业互联网支持政策与以往产业政策的差异,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政府制定有关新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论竞争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竞争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首先,市场经济体制是依靠市场竞争机制配置资源的,因此,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竞争法是经济法的核心;其次,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内在和本质的属性,因此竞争法与私法的关系十分紧密,竞争法对私人所有权制度和合同自由制度具有重要的影响;再次,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密切相关,因此它对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显著的影响;最后,因为政府的行为也会影响市场竞争,竞争法也应规制行政垄断行为。     

寻租、腐败及其治理

本文运用制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探讨了腐败与寻租的亲缘关系,寻租行为模式在我国经济转型期的变化,以及制度在治理寻租和腐败中的障碍和关键性地位,并提出了以制度创新来治理寻租与腐败的应对策略。     

论国家战略利益对政府产业组织政策的影响

传统的产业组织政策着眼于国内市场垄断与竞争的协调与处理,为保护国内消费者自由选择和生产者自由竟争的权利,反垄断成为产业组织政策的主流.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国家战略利益成为各国政府产业组织政策所关注的重心,为此,政府运用产业组织政策的措施更加灵活,对待企业兼并、垄断的态度更加宽容,实施反垄断法的模式更趋行为主义.这一变化对我国制定和实施科学的产业组织政策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