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刑事正当程序与人权保障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制度作了重大改革，进一步增强了其人权保障的功能，使得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逐步得到健全，但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并不能彻底根治我国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的顽疾，还需要在制度和理论两个层面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公共神学与普遍人权——以马克斯·斯塔克豪思为中心

本文以马克斯.斯塔克豪思的思想为中心,分析了基督教神学关于人性普世性的见解对于理解人权普遍性的意义。人权普遍性得以成立的根本理由是承认人类存在的普遍条件和共同人性。人权的思想中存在着普遍的原则,这些原则和真理是不可动摇的,不能因不同的宗教、文化、社会处境而改变。斯塔克豪思认为,基督教神学关于人的内在尊严及神圣性的观念为人权提供了终极基础。在人权问题上,如何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同时认可人类共同体存在着某些共有的和普遍的真理就成为关键的一步。     

法律与宗教问题研究——第二届法律与宗教研讨会综述

李步云教授指出，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是人权自由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与宗教问题是很有前途的课题，应该大力开展研究。第二届法律与宗教学术研究会取得丰硕成果：在法律与宗教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督教对近代宪政的重要作用、圣经神学人格到宪法上的人格权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与宗教的关系、部门法中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以及我国当前的宗教政策与法律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的探讨。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如何进一步从法治层面保障公民的宗教自由，开放宗教市场，并与国际规则接轨，是我国在今后进一步改革开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

国际法上的强行法规范是一个新兴的国际法的概念。笔者拟从国际强行法的含义出发,通过探寻其与主权、人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关系,揭示出国际强行法深刻的内涵。     

国新办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

经国务院授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这是我国第一次制定的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两年中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     

强迫失踪问题与国际社会的人权保护责任

强迫失踪或非志愿失踪是一种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根据既有的人权国际保护的规范与机制,以及"保护的责任"的国际新观念和原则,国际社会应当承担和履行保护国内人民免遭强迫失踪的国际责任。为开展和推进强迫失踪问题上的人权国际保护,国际社会逐步确立和发展了专题性的人权保护机制,这些机制界定了国际社会承担履行人权保护责任的基本内容、职能权限、程序和方法等。但是,专题性的人权保护机制在职能权限、介入程度以及适用范围等依然存在着局限性,其实际运作也尚未得到主权国家的充分认同与合作。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将"保护的责任"所蕴含的总体性的原则观念和框架义务作为新的原则指导和动力,不断地完善与强化专题性的人权保护机制,并且充分地发展和运用其他各种国际人权保护机制和力量。     

审前羁押定期审查制度研究

审前羁押定期审查是新《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一项内容,该项制度设立的背景有二:审前羁押比例高、期限长;超期羁押、不当羁押等审前羁押救济原则缺失。该项制度也有其设立的必要性: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实现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原则;实现对公权力的制衡;贯彻和实现无罪推定原则;贯彻诉讼迅速原则。针对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前羁押定期审查制度,应从审查原则和审查程序加以完善。     

从国际人权立法与实践视角探讨少数民族人权的特殊保护

对少数民族人权保护问题研究的重点,是少数民族人权的特殊保护(特殊权利或特殊保护措施)问题,但研究还十分薄弱。系统地认识国际人权立法与实践中关于少数民族人权的特殊保护,对我国少数民族人权保护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少数民族人权特殊保护的涵义、必要性、特殊权利、国家义务、特殊保护的限度、特殊权利的限制和克减等方面展开分析和论述。     

试论第四次修宪对民族法制建设的积极影响

第四次修宪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确立了一些新的理念和制度,对于我国的宪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体化的规定以及援引宪法条文最多的基本法,宪法的这些修改必将对其产生影响。本文从“三个代表”思想、“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和保障人权入宪对民族区域自治理念和制度上影响的角度阐述了第四次修宪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指导性意义。     

基本义务的共和品性:罗马精神的复兴

共和主义的基本义务体现了罗马精神,强调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主人身份,其思想基础是免于支配的自由,并与自由主义义务形成了重大区别。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是"必要之恶",义务被视为对自由的干涉。共和主义认为国家是共同善,义务是对人权和公民权的保护。共和主义不将自由视为自然和前政治的存在,而是将自由视为社会政治过程的产物,须在商谈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理性。在吸收义务的对价说、保险说、牺牲说和情感说的基础上,区别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义务,补充了"租税债务说"、"兵役职务说"、"绝对义务说"和"义务权利对等说"的内容,提出了义务职责说,用共和理论对基本义务进行了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