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佛教词语的确立

由汉字与中国化佛教两要素涵化而成的“汉译佛教词语”,久为东亚各国所通用。在中国和日本,汉译佛教词语构成宗教、伦理、哲学等领域的中坚概念。汉译佛教词语藏于汉译佛典之中,其形成期相当于佛典汉译期,主要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汉译佛教词语在中日两国间的互动,则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唐代诗学对唐代南岳佛教诗歌创作的影响

南岳佛教诗歌创作从南朝时期开始,创作尚处于发韧期,到了唐代,终于迎来了异彩纷呈的时刻。同时唐代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高峰,诗歌创作的高峰往往会带来诗歌品评和理论总结的高峰,唐代诗学有着风骨和情韵并重的审美取向,诗学发展可以分为“载道”一路和“取境”一路。此外,近体诗对声韵的营造也承接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对格律的探究。文章结合这些诗论,采用演绎法,从一般到特殊,从普遍到个别地将唐代南岳佛教诗词的艺术特点做出较为准确的分析。     

从“宗教”的本义看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观

作为信仰的一种“此在”的历史性表达形式,“诸宗教”的形成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环境和个体因素的影响。鉴于此,我们回到“宗教”之本义,并在此视域下分析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思想。李提摩太之佛耶对话的主体并非两种“具体化”后的制度性宗教,因此,李氏之佛耶对话并非“援佛入耶”的“置换模式”,而是以上帝之国在世界的建立为目标、以治理世间之苦难与罪为途径的对话模式。     

《琉璃之光》新媒体影像制作

舞台剧的新媒体影像是新兴的舞台表达方式,区别于舞台美术的的表达方式,新媒体影像制作涉及到很多视频技术问题,并且还要与投影机进行很好的衔接,这对于很多导演都是一个陌生的领域,特别是琉璃之光的导演苏时进导演,他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和现场的掌控能力,特别是对这次佛教的舞台剧有着大胆的想法,不想局限于传统的表现形式。     

多杰觉拔格西弘法活动研究

多杰觉拔格西翻译刊行密法仪轨与经典,开启民国时期以汉文单行本传播藏传佛教的新形式。他注重讲授格鲁派经续、咒语与修习次第,详细阐述显密教理与修法仪轨异同,消弭汉藏佛教间的误解与偏见,建立双方佛教交流的契合点。他前往内地多省启建息灾和平法会、传绿度母、弥陀长寿合修等密法法门,为弟子传承密法灌顶授戒,汉地佛教居士界逐步成立修持密法的信仰团体。他支持僧人前往西藏游学,为求法僧人讲授西藏佛教历史传承与宗派状况,为汉僧入藏求法寻求便利。多杰觉拔格西是民国时期内地弘传藏传佛教密法的先引,他的弘法历程书写着以教佑国的揣思,推进汉藏佛教交流的行动。     

读《大日经》心得

《: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分属两个系统,一个代表真言乘,一个代表金刚乘,前者倾向于"右道"而后者倾向于"左道"。《大日经》一方面在维护大乘佛教,但另一方面也受到印度教的多方渗透。     

从《桂林风土记》看唐代桂林民众对佛道二教的接受

《桂林风土记》一书记载有关佛道之事七条,对于考察唐代桂林民众接受这两大宗教的情况颇有价值.从中可见对于道教,他们从神仙信仰、符咒巫术到斋戒仪式都予以认同,接受比较全面;而对于佛教,虽然就有形的物质形态方面看,《金刚经》刻了碑,卢舍那佛有雕像,寺庙有多处,表明影响不小;而就意识层面看,他们关注和重视的主要是供僧的回报、佛的灵异事迹和祈雨有应等,佛教经、律方面的知识与思想则非兴趣所在,接受有些片面和走样.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与这一民族地区的民间浓厚鬼神信仰有较大关系,当地民众是根据其固有信仰来对佛道二教进行取舍的.     

元代杂剧中“说参请”的源流与影响

现存元杂剧中的“佛教剧”,远继唐代的讲经、变文,近承宋代的说经、说参请,以独特的戏剧艺术表演参禅悟道,教化大众.由相关剧作,可以见出宋代说参请的直接影响；元代的佛教剧也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研究宋代说参请的资料.     

南宋川僧冠绝大宋国探源

南宋京城临安府(今杭州)是全国佛教活动中心,一大批川僧群集在这里,成为当时一个著名的文化现象.川僧大量东游杭州的最直接原因是由于宋蒙之间的战争频频爆发,第二个原因是江南禅法最先进,形成凝聚效应.解析10位高居都城敕差寺院住持的川僧,可明了川僧跨省学禅和成长为法门龙象的一般规律.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生成逻辑

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李大钊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P3)这里的"实境"就是其所处的具体实际、时代特征和群众实践.可以说,李大钊虽未使用过"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简称"三化")的字眼,但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便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三化"的历史底蕴,其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启示现实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