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师范类"院校之公共史学课程建设

高等院校中的历史学专业受到学科性质和社会需求等方面的影响,毕业生就业的路径相对偏窄,而属于基础教育类别的历史教师逐渐成为"师范类"历史系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岗位,进而对广大"非师范类"院校历史专业的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公共史学课程的设置成为突破高等院校历史学科建设瓶颈的有效路径,不仅有助于提升历史专业学生的专业素养,协调理论教育与实践培养的逻辑关系,而且有利于拓宽历史系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促进专业建设与市场需求的良性循环.公共史学课程的建设要求高等院校重塑专业培养的目标定位,构建以市场和公众需求为主导的人才培养模式,充分结合国家教育部关于新时代"新文科"建设和实践课程发展的政策要求,利用综合性院校的学科多样化优势,注重历史学与经济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内在联系,加强以服务公众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

在系统思维的意义上,中国应急管理实践存在着社会变迁、治理转型、政府架构、政策体系、运行机制五个维度的内在结构。以2003年"非典"疫情至2013年"芦山地震"十年间的重大灾害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案例研究,讨论中国应急管理在这五个尺度上的结构变化。总体来看,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固化与结构演进并存,目前以结构固化为主,但也存在推动结构演进的动力。通过归纳逻辑和类比方式,可以对中国应急管理的结构固化进行理论概化,提出"彗星"结构与"彗尾"效应,形成关于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的理论命题。中国应急管理脱离结构单独推进是陷入目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应急管理的发展需要回归结构,顺势而为,推动应急管理的结构演进。     

网络环境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公关研究

从近年来诸多案例中可以看到,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的公共危机公关工作存在着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会在一线行政机关也就是地方政府的身上集中体现。而在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网民数量多达6亿的新媒体时代,政府在公共危机公关中暴露的任何问题,无疑都会被放在显微镜下审视,导致政府公信力、权威性受损。因此,针对网络环境下政府公共危机公关存在问题及其成因进行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便成为了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     

基于政企关系的人工智能时代公共治理难题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让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纵向上体现为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关系,横向上体现为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且这种网状关系与公共领域中新出现的三类问题,即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成熟造成的问题、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了传统的社会形态而使传统社会向新时代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由于人工智能的不当利用产生的问题相互影响。     

英国和欧盟:斗而难破

英国会尽可能以"脱欧"为要挟,以求获得尽可能少的约束和更多的实利;而以德法为首的欧盟也不会任由英国漫天要价,成为一个只顾追求自身最大好处的坏榜样。2014年,对欧盟来讲,尽管经济复苏一波三折,步履蹒跚,还在通缩的阴影下徘徊,但诸如希腊等外围国家动辄国债到期无法偿还、面临破产和欧元区解体的严重威胁已经远去。问题转而集中到了政治领域——欧盟三驾马车更迭换代、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民众疑欧情绪不断上升。其中,英国和欧盟间的争执不断,"脱欧"声调此起彼伏,无疑成为当前吸引全球媒体目光,事关欧洲一体化前     

美、加公共管理领域非学位教育的借鉴意义

本文就美、加高校在公共管理领域从业人员非学位教育方面的特色从培训计划、方法、师资和评估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对其借鉴意义进行了探讨。     

积极财政政策与扩大高等教育供给

长期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最突出、最根本的问题是投入问题。无论是宏观背景从计划体制到市场化改革 ,还是从控制规模的精英教育到连续扩招的大众化推进 ,包括高校收费制度改革 ,我国高等教育投入和经费困扰的基本状况没有重大改变 ,这种现象长期化存在本身 ,表明高等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问题 ,不应仅仅归结为“财政压力”和认识问题。客观上 ,这种机制障碍 ,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性约束。作者在我国已经连续五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下 ,从改善和扩大供给的角度 ,探讨在根本解决高等教育投入不足的公共财政体制性改革之前 ,运用作为非正式制度变迁手段的财政政策 ,面对加入WTO后的高等教育国际竞争挑战 ,利用国债资金 ,调整支出结构 ,阶段性、分层次、集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公共财政投入 ,全方位改善高等教育的长期供给 ,拉动消费需求 ,促进经济增长     

论公共管理实践中的“试点”方法

试点是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常用的一种方法,是政策制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各级公共管理部门所广泛采用。当前我国公共管理部门所开展的试点越来越多,一方面说明试点是一种有效的公共管理方法,有利于提高制度设计的精度和可控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当前改革难度日趋加大,改革的不确定性逐渐增强。在实践中,试点方法又面临诸多挑战,影响了试点的内在效度和外在效度。因此,需要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以提高试点方法的内在效度与外在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