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主体的新发展:基于《物权法》的解读

《物权法》不仅具有产权明晰的私法意义,对法治政府的构建亦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在《物权法》的公法性表现下,物权登记机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业主委员会都表现出行政主体所具有的特征,尤其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业主委员会已成为新的行政主体形式。     

论德鲁克的生产伦理意蕴

对德鲁克来说,企业生产不单纯是追求利润,更重要的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即义利共融;与此相联系,生产调控手段主要不是规章制度,而是价值认同。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私法衔接

当前立法规范所呈现的个人信息权利化路径面临着过度保护与保护不足的双重困境,同时也难以回应大数据时代系统性的信息安全风险.个人信息本质上是由一些具体人格权权利内容和其他人格性利益糅杂而成的综合体.内容上的复杂性要求私法采取"权利"与"法益"相区分的保护路径.属于"法益"部分的个人信息,承载了更多的社会公共利益,无法由具体人格权所覆盖,但可通过"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的侵权责任"进行保护,从解释论的角度以《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作为转介条款,将公法域的个人信息保护性规定引入私法体系,增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实现公私法保护的有效衔接.     

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质押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增值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所体现的公私融合性,决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融资担保的最佳形式不是支配交换价值的抵押,而是可以支配使用价值的质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质押的构建,应当以公私融合的经济法为指引,借鉴我国历史上的"抵当"、"倚当"和国外的不动产质押、"出租质",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     

贫乏的道德性——现代性道德的症结与出路

在现代人普遍的"疏离感"和"焦虑感"背后,是一种对道德性本身的隐忧.正有感于此,在无序的道德世界表象前,普适伦理和底线道德的呼声不绝于耳,而法则化的道德认知,却愈加使道德背叛生活本身,导致愈趋贫乏的道德和碎片式的道德自我.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要重新发现道德与生命、生活的内在关联.     

论市场经济背景下儒家伦理精神的现代转换

儒家伦理精神是对封建政治制度和自然经济制度合理性的道德注脚。重义轻利、重和息争、重德轻法、重群轻己、等级森严等儒家伦理精神,是自然经济和家国同构的产物,具有显著的历史局限性。儒家伦理精神只有进行创造性转换,赋予时代内涵,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将重义轻利转换为义利统一、重和息争转换为竞合精神、重德轻法转换为德法并重、重群轻己转换为群己兼顾、等级观念转换为自由平等。      

从《大略》篇看荀子的义利观

读《大略》可以看出,荀子已经发现功利主义和道义主义是人类两种最基本的行为取向,两者相互斗争,其势力消长关系着社会的安定与动乱,人可以参与并调节两者的矛盾运动。他主张人为地助长道义主义,通过“以义克利”的过程而实现“义利两有”。他把其义利观贯彻于他的天人观、教育观、认识论和治国论中,形成了精神激励、利益驱动、权利制约三种手段并用的综合社会治理思想,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亦带有理论偏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儒墨两家义利观的再认识

儒家和墨家在义利问题上持义先于利、重义轻利和私利服从公利的观点。儒墨义利观中义以为上的伦理价值取向、义然后取的取利价值标准和义是利之本的义利价值辩证关系的伦理价值特点,对和谐社会建设中个人、国家公务员群体和企业处理好义利关系,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伦理价值追求和依此价值标准行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儒家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重要源泉

传统化在经济伦理中有重要地位,经济伦理需要从非经济思想中汲取营养,它是历史个体性,改造转向是儒家思想起现代作用的预设前提,义利关系是儒家切入经济活动的关注点,它窥见了经济活动中经济和伦理的矛盾背悖,是审慎的和有忧患意识的,创化整合儒家思想的若干层面。     

建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所有制关系

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标越来越接近马克思所设想的公正、公平和自由的理想社会.就目前而言,解决公有制的主导地位的定位问题、在个人所有制实现过程中私有制的作用问题、公私并存的必要性问题是我们建立一个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关系,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趋向协调、实现经济飞跃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