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决定论的历史生成观——论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

探析葛兰西对历史主义的独特认识,构成了我们把握其思想特质的一个根本点。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是一种历史生成观,他在哲学与历史的实践统一性层面上,提出了“历史事实”的尺度。他主张的“试错”原则,将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逻辑层面。     

作为空间理论家的葛兰西

对分析性的范畴加以空间化和历史化,是安东尼奥.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基本特征。这些理论运作深深地交织在他的“绝对历史主义”之中。对葛兰西哲学中空间性的强调,不仅有助于我们发现其著作中的诸多地理学主题,而且有助于纠正过分强调其历史主义维度的偏颇。葛兰西对空间隐喻的使用和他对南方问题的讨论,表明应当从空间—时间的视角去阐释他的许多关键性概念,而不仅仅是从社会的、物质的视角去阐释。葛兰西的空间、场所和等级等概念与他对语言、天主教会的意义、知识分子的作用、世界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意大利国家的性质、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雅各宾派、消极革命和领导权等问题的分析密切相关。葛兰西对空间、场所和等级的兴趣不仅仅是学术的,也跟他对革命形势的分析不无瓜葛。     

历史主义方法是史学批评的基本方法

历史学的发展,受多种社会的、学术的因素所制约或推动,史学批评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0世纪以来,近现代学术文化事业的社会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职业性的史学专业队伍趋于扩大,历史著作的出版和在报刊发表,成为多数人直接的撰述宗旨,史学认识传播和交流的速度、范围都远远超越古代.     

似是故人来--《德伯家的苔丝》的新历史主义观

新历史主义凸显文本与语境的互动关系,即“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同时也提出了文学文本“颠覆”与“遏制”的政治功能。细读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可以发现该小说体现了“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意识,哈代在小说中试图对社会的中心意识进行“颠覆”,但其在“颠覆”过程中却又受到历史语境的“遏制”。     

重新理解法律移植——从“历史”到“当下”

历史主义的法律移植研究存在着基本缺陷。本文提出 ,为了更好地展开法律移植实践 ,深入理解法律移植的实质也即廓清“法律移植与广义‘立法’活动是同质的” ,非常必要。以此为基础 ,本文认为 ,从“法律与政治”的应然关系入手 ,在“当下”社会共识的建立中寻找、追求 ,是解决法律移植问题的一个新的重要路径。     

《冲突与协调——科学合理性新论》阅评

科学合理性问题即科学理论的评价问题,它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学派的观点不一致、争论激烈,逻辑主义的观点认为,存在一个评判科学理论的合理性标准,它是客观的、中立的;而历史主义的观点则认为,不存在超历史、超科学的合理性标准,实际中的理论评价标准随科学本身的发展而变化.     

两本文学史和两种文学史观--兼谈文学史"个人写作"的文体构想

本文运用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理论,比较了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和洪子诚的《1956百花时代》,指出它们分别继承了《史记》的“历史的文本化”(为野史所继)和“文本的历史化”(为正史所承),其背后分别有两种不同的文学史观“新历史主义”历史观和传统历史观。文章还以钱著《1948天地玄黄》为范例,撷取新历史主义的某些概念,本着整合和超越的原则,初步建构了“个人化”文学史写作格局,并预测了其发展前景。     

从《哈姆雷特》看新历史主义的协合观

新历史主义把创作主体的活动概括为协合 ,并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由此来观照《哈姆雷特》 ,可发现莎士比亚在创作中典型地体现了新历史主义的协合观。     

文学史与诠释学

诠释学是对文学作品如何进行诠释的学问。诠释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诠释基本上是一种认识,文学作品对诠释有一定的规定性。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诠释,历史条件的重建是应有之义,诠释的原则是科学的历史主义。     

中国古代历史主义的哲学分析

中国古代的历史主义是在中华文化土壤上面发育而成,转过来又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中国古代的历史主义主要包括感情总体历史的世界观、超越现实的人生观和保存与创造对立统一的方法论,它是中国人敬天法祖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形成中国人特有的悠游含蕴却又生机勃勃的精神风貌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