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词和士人心态

以晚唐五代士人心态为基本切入点,探讨晚唐五代词之兴起。在唐末五代社会动荡,王纲解纽,儒学失去了其权威性,皇权也失去了其向心力,士人人格在乱世的震荡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开始顺时听命,追逐名利,注重享受娱乐,作为文化的建构者,士人人格的世俗化必然会对文学产生影响,于是"词"这一原本流行于民间,只供佐欢娱乐的文学样式开始受到士人的青睐。     

改革始于心灵:金斯利的文化观

在现存的关于文化批评的专论中,金斯利很少被放在重要的位置来研究。更令人遗憾的是,他还多次被划入"非利士人"——即阿诺德当年称作"与文化为敌者"的范畴。事实上,"非利士人"所崇尚的,恰恰是金斯利所反对的,这种对立的根本缘由可以从金斯利的文化思想中找到。金斯利是著名的社会改革家,不过,在改革的起点问题上,他所持的观点与当时的大多数改革家不同。他始终抱有一个信念,即改革始于心灵。这一信念构成了他的总体文化观的灵魂。     

《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观问题

《古诗十九首》是文人有意识创作五言诗的伐山之作，其中也凝聚着士人阶层对生命观的一种普遍态度，在汉朝江河日下之时，士人面对黑暗的政治，仕进无望而对生命进行理性的反思，或是锲而不舍，仍重功名；或是生命短促，及时行乐；或是看重现世中的亲情与爱情，等等。《古诗十九首》真实再现了士人阶层此时尴尬的生存境遇，从而产生不同的生命观，此也是汉之将衰的一个折射。     

论宋代士人心态及其表现

宋代士人具有圆融通脱的心态，并使宋代文学在唐代文学之后，另开一方天地。这种心态的成因大致有二：文人心理的历史传承与增变；禅佛思想的摄入。     

求善 求实 求自然——汉晋士人人格变迁的文化视角

将汉晋“士人”的人格变迁研究置于从儒家独尊的一元文化模式向儒、道、释、玄的多元文化模式演变的宏观文化背景下 ,并以哲学的视角 ,检视汉晋求善、求实、求自然的文化精神的嬗变对汉晋士人人格变迁的影响 ,揭示了从西汉进取型人格经由东汉士人个体意识的苏醒 ,最后发展成为魏晋士人的“边际人”人格的变迁过程。     

临终遗言:汉晋之际士人死亡观演变的一个思想史解读

人的临终遗言或许能提供比其生前更真实的思想资料,透露出比正史所载更为真切的历史信息.汉晋之际士人临终遗言中体现出来的死亡观,经历了一个从"嘉生恶死"到忧生顺死、从追求厚葬奢葬到践行薄葬俭葬的演化过程.通过对汉晋之际士人的临终遗言及其背景的解读,可考察汉晋时期士人死亡观演变的轨迹,进而从一个侧面解读这一特殊时代的思想史.     

晚清士人生态与文学活动

晚清文学的繁荣是晚清士人在科举之途堵塞之后的一种创造。在晚清士人走向文学活动的路途中充满了种种社会的、心理的复杂动因。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开放的文化氛围、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培育了最早的文学读者,也为穷途末路的晚清士人提供了以文学活动谋生的职业机会。因此,考察晚清士人生态的变化,对于把握晚清文学活动的主流、了解文学生产的规律有直接的意义。     

金末士人群体与文化认同——以《归潜志》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研究金代士人群体，《归遣志》是重要史料，备受史家关注。作为史料的《归潜志》既有其史源学方面的客观价值，又难免带有撰写者个人的主观认识。研习《归遣志》可知金末各族士人已经以金人自居，形成了统一的政治文化认同，而金代得以在中国文化史上拥有自己的地位也与这一士人群体学术上的交流论辩密不可分。     

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

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科举竞争压力、内外廉考官权力的不对等与试文的程式化等内在弊端。随着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日渐壅滞,这些弊端也日渐显露,导致了舞弊、权力寻租及揣摩等科场风变的泛生。科举取士公正与公平性的削弱,使基层士人之科举生存环境渐趋恶化,并促动了士人科举心态由"中和恬退"向"燥竞"与"游离"的转化。     

我国古代士人的文化精神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可与日月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