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祐开科看宋元之际理学消长与士风变迁

科举考试代表着国家的学术意志,对一代学术、士风的影响甚大.理学借助延祐初科举重开被定于一尊,一方面使理学普及化,同时也斫伤了元代理学作为学术思想的活力.宋元之际士人的整体风貌,也随着科举的兴废而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试论徐志摩散文的“绅士风”

徐志摩的散文具有浓郁的绅士气息，这不仅表现在其散文的思想倾向与精神特征上，即颂扬“爱”、崇尚贵族式的自由、膜拜自然、主张渐进革命，还表现在他的艺术趣味与文体风格上：“跑野马”、以“活泼无碍的心灵境界”感受美、注重抒情与冥想、力求风趣幽默     

由人物改传看《新唐书》的尚德倾向

《旧唐书》和《新唐书》是反映同一时代内容的纪传体史书。由于两《唐书》的产生时间和主编者文学修养的不同,使得两《唐书》具有一定的差异。文章从《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比较入手,通过传主归属位置的变化来探究《新唐书》的尚德倾向以及造成此种倾向的原因。     

论宋代南渡士风与诗歌创作

按士风状况分,南渡可分为南渡初年与秦桧专权两个时期,南渡初期的士林既受北宋末年败坏习气的影响,又开始孕育健康的士风;秦桧专权后士风更为浇薄、孱弱.反映到创作上,南渡时期的诗歌总体品质不高,即便南渡初年亦未体现出应有的与时代相适应的整体面貌,而仅仅有很少的作者创作了数量不多的与现实紧密相关的诗作.然比较而言,历时性方面,前期诗歌的品质高于后期;共时性方面,在朝诗人的创作顾忌多于外任或在野诗人.     

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迁及其对南方士风的影响

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下和融入南方社会,不仅改变了南方士人队伍的结构,也深刻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南方士风.这一时期,南方士人对仕途的进取心和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了,同时,在南方社会优越的物质条件下形成了一系列有别于传统士风的新风尚.     

周必大与辛弃疾关系考论

在南宋孝宗朝，周必大和辛弃疾俱名冠一时。他们有许多共同朋友，然彼此却无任何交往。在以文献为基础，通过对两人不曾交往原因的探究，以及对两人关系背后内蕴的文化因子的参察，可以认为两人关系实是当时南北士风对立的缩影。     

清谈与感兴

清谈与感兴是汉魏以来的士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起源于东汉晚期的清议活动,人物品评中渗入了浓烈的道德与审美的因素,通过感兴来概括人物品性,即景生发的情形大量出现。正始之后,清谈趋于玄虚,引发了玄学的兴盛,东晋时期褪去政治功利性,审美游戏的成分增强,文艺作品是人物心志的写照,对人物的批评与文艺作品批评相联系,清谈影响到文学创作领域。魏晋之际,清谈与感兴的结合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呈现出两极互动的趋势,既深化了人物批评的蕴涵,又将人物批评升华为玄学的义理,这与特定年代的士大夫心志与时势有着直接的关系。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发起的兰亭雅集,即是清谈言咏与感兴的结合。从这个角度去解析兰亭诗会及其作品是大有裨益的。     

论汉晋间之尚通意趣与浮华士风

汉晋时期 ,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风气习俗 ,一是尚通 ,二是浮华。尚通是就学术取径而言 ,崇尚通博 ,贬斥章句。浮华是就士人风范而言 ,尚交游 ,贵放达 ,轻俗功 ,贱守节。尚通是对传统章句学风的反叛 ,浮华是对汉代砥砺名节之风的对抗。尚通是浮华的知识背景。在尚通的知识背景和浮华的时代士风之基础上崛起了一个新型人物群体———通人。他们向上结束了汉代章句之学 ,向下开启了魏晋玄学 ,是汉学向玄学过渡之中介 ,是汉晋学术发展史上的转折性人物     

魏晋“名士”与“士风”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魏晋士人体现出了鲜明的形象特征，他们有一个令后世文人悉心向往的身份一名士。魏晋名士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集政治、经济、文化特权于一身。面对世风的虚伪与偏执，东汉士人曾有意识地加以矫正，在一部分人中出现了崇尚任率的生活态度。竹林名士继承这个传统，引《庄子》赋予玄学，开创了晋代“达”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