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异的风景:"大陆新武侠"的创作——以浙江网络武侠作家为个案

以浙江网络武侠作家为个案,对"大陆新武侠"的特点及形成原因加以分析归纳,探讨它在文化角度和文学、语言等方面表现出的独特表征.强调人性人情,融合东西方文化是"大陆新武侠"的活力与魅力所在.     

文化书写的另一种可能

大众文化、精英文化的对话和结合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但需要首先反思一下这种对话实现的现实的可能性,即对话双方的各自的真实境况.比如精英文化对大众文化的"招揽"是否只是一种失势后的不得已?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暗送秋波"是否也只是一种运作策略?而且大众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商业文化,它的背后是资本在指手划脚,这是一个你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也是现在很多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一个问题,即现代社会的这种资本逻辑的风靡.     

休闲文学及其评价

“休闲文学”是指给读者娱乐、消遣的文学 ,它是 9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的一种趋向。现当代对休闲文学审美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批评 ,实际上是高等文化人对市民意识、市民情趣的文化歧视。针对当前日益勃兴的休闲文学 ,批评家应调整视角 ,公正地加以剖析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理性思考——对广播谈话节目的认识

在当代的审美文化的探讨中,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认可已经不需要太多的舆论铺垫了,每一个时代它的文化内涵都在一定程度上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有关。而与此相对,传媒关     

大家都来学点影视学——黄怀璞同志著《影视学导论》序

很多人对影视学不甚了了。黄怀璞先生所著《影视学导论》应运而生 ,有四个特点 :基础性、学术性、应用性和可读性。缺点是内容尚欠全面     

大众文化形态中的休闲体育

休闲体育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态，是以一定的自由时间和消费能力为前提，通过自主自愿选择或创设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以达到身心饱满、稳健和美，实现自我形象规划、突显个性价值的开放而富于弹性的动态生活方式。休闲体育具有积极自由性、流动性与消费性等特点，它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一种健康的身体文化，一种和谐大众的文化。     

从大众文化批判到日常生活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向

作为西方一个重要的哲学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他们从最初的经济批判发展到大众文化批判;由最初的激进思想批判转变为温和的思想探索。其中日常生活批判是他们理论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驿站。     

德勒兹、鲁塞尔乃至陈冠希：大众文化还造神吗？

陈冠希的“贡献”在于，他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巨大力量的崛起：陈冠希的“代价”在于，他还没有看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再没有什么可以继续保持它的崇高和尊严。如果这个叫做“全球脑”的病症继续传染我们的独立自主。     

信仰危机与中国大众文化崛起

中国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中。中国大众文化深深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沃土并迅速壮大,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相抗衡,与这两种文化相对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成为一种具有文化征服和文化霸权意义的文化现象。这一过程始终是伴随着信仰危机所导致的孤独的文化大众对各种文化产品的需求这一特定背景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使得其体制下文化建设的一套专业作家创作体系也随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创作者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地进行文化创作,大众文化就在这种原有信仰式微而新的信仰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逐步成长起来。与此同时,信仰危机所导致的大众文化的发展壮大也是其自身娱乐性、感官性、刺激性的文化特质决定的,在当前这个以消费感官刺激为核心的时代,它是符合广大文化受众的消费需求的,而精英文化所倡导的权威主义、重视审美价值、人文价值、欣赏距离感的文化特质也只能站在边缘地带,逐步衰微下去了。     

大陆新武侠与科学思维--评韩云波教授《“后金庸”武侠》

在2004年与《今古传奇·武侠版》杂志一道提出“大陆新武侠”的概念十年之后［1］150－156,［2］6,韩云波教授推出了他的力作：《“后金庸”武侠》。在“金庸时代”结束之后（以金庸1982年完成小说修改、1985年古龙逝世为标志）,武侠小说先是经历了以黄易、温瑞安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突变期”,然后进入“大陆新武侠兴盛期”,“转型期”,可望达到以“中国梦”为核心的“盛世武侠”的顶峰。［3］近三十年来,当代中国的都市化进展加快,大众文化是其灵魂与血液,而武侠文化又是大众文化最富于创造力的部分,借助于网络的兴起,武侠文化发育出武侠动漫、武侠网游、网络武侠小说、手机武侠小说等新的形态,在平媒小说创作、武侠影视剧制作方面,也颇有成绩。武侠小说的平媒出版在庞大的武侠文化市场运作体系之中,虽然日渐势弱,但始终是创造力的源泉,产业链的起点。韩云波将这一时段涌现出来的武侠作家作品归于“大陆新武侠”［4］17－21,并引入布罗代尔的“三层历史观”,将之作为“短时段的事件史”,放到武侠文化自古至今“长时段的环境史”与“中时代的群体史”中来考察,以“在场者”的身份,展开发生学的考察,力证大陆新武侠“具体事件、人物和作品以至流派、风格”等纷纭万象之下的“内在逻辑”,借研究者与创作者借鉴,其中生发的勇气、花费的精力、展现的智慧,特别令人感佩。这也让笔者想到韩云波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所主持的“21世纪侠文化研究”栏目,在过去的10年里,它是国内武侠文化研究的核心阵地。这些工作与研究的实绩,恐怕得由非凡的文化理性与学术激情来支撑。理性与激情的交会,又何尝不是具备了“现代性”的侠客的题中之义。一位阅读研究武侠的学者,焕发出这样的“侠客气质”,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