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治理中的资源耗散结构

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来说,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资源耗散结构的形成与约束,始终是国家政权建设和完善基层治理体制绕不开的问题。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并随后大规模向农村输入资源,但一个新的资源耗散结构的形成,蚕食了国家输入的各项资源,使乡村治理陷入新一轮困境。要完善基层治理体制,实现国家与基层社会、国家与农民的有效对接,关键在于改变资源输入体制、激发村民自治活力、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培育农村中间阶层、增强基层社会自主性。     

普通高校成人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辩证关系探讨

普通高校成人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如何保持协调发展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本文分析了成人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内涵并与普通高等教育相关要素进行了对比,应用系统辩证观和系统和谐观的若干理念与规律,对保持和促进成人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和谐发展进行了初步探讨。     

高含水期油藏层间压力结构差异量化方法研究

由于长期注水开发和层间非均质性影响，高含水期油藏各小层层间压力结构差异严重，掌握差异状况是合理调整的重要依据。针对现场分层测压资料少，单层压力资料获取困难的情况，应用渗流力学原理建立了高含水期地层层间压力结构差异量化数学模型，模型的关键参数可以通过生产数据计算获得。枣园油田的实例验证表明，高含水油藏层间压力存在明显差异，该方法能够确定各小层的压力差异状况。量化计算结果和实测资料相接近，有利于认清开发矛盾，为合理调整提供技术依据。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创新行为——基于自然实验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怎样的股权结构最能激励企业通过创新获得竞争力?为此,本文运用精确断点回归方法检验了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终极控制权性质及控制地位突变对创新的动态影响。在"熊彼特假说"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终极控制权与企业规模对创新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1)对于全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在平均意义上对企业创新不具有显著影响。(2)一旦区分企业规模,国有资本的终极控制权更有利于推动大型企业创新。对于规模小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国有资本取得终极控制权反而更有利于创新。(3)对于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终极控制地位的强化并不能进一步激励企业的创新行为。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是:党中央、国务院一直以来坚持的"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改革战略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与科学性,应予以坚持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其他领域继续推行。     

英汉人体词“hand”和“手”一词多义认知对比研究

光催化剂利用太阳能可以充分降解生活及工业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与其他传统方法相比，在催化效率、低毒、可回收性等性能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半导体材料在吸收能量大于或等于其禁带宽度的光子后产生电子及空穴，经过一系列的反应，转化为具有强氧化能力的羟基自由基，来降解染料等工业废品。由于晶体结构缺陷及自身结构等特征，光生电子与空穴极易发生复合，使得产生的活性羟基自由基数量变少，减弱光催化能力。异质结构的存在，加速了电子与空穴的分离，延长电子空穴的存活寿命，对提高光催化活性有着重要的影响。     

高校成人教育发展策略探析——以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为例

文章总结了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近年来成人教育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对高校成人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教学点分布结构、层次结构、专业结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统计分析,提出了确保成人教育持续稳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SCP和RMP框架下中国银行业盈利能力研究——基于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2004-2012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体制改革后的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与银行个体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 Conduct Performance,SCP)范式和"相对市场势力"(Relative Market Power,RMP)假说并不适用于中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越高,市场势力越强,反而会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在相同市场结构条件下,市场集中度提高或市场势力增强会给中国前五大银行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论点摘编

当代哲学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哲学欧阳谦撰文《当代哲学的"文化转向"》指出,当代哲学无疑进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时代,甚至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后哲学时代。柏拉图以降的传统形而上学遭到普遍拒斥,哲学由此而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变革。对于当代哲学的这些新面貌,人们往往冠以"语言     

社会学民族志的力量:重返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民族志在田野工作和叙事复兴中与传统人文学汇聚，显著扩展了自己的学科边界。但是，这种扩展并没有解决社会学民族志在深度的经验发生和强烈的理论诉求之间遭遇的紧张。对于这种紧张，本文主张再访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即19世纪末期到一战之前的若干典型研究，从中反思早期社会学田野工作是如何在“直接经验”的倾向中完成类型化，以及如何在这个经验感获得的同时改变对社会世界的道德想象。早期社会学的田野工作的力量之一不在于以规范的诉求压制经验感，而是以独特的情感结构连接经验的观察和道德理想的重生。由此，我们不仅需要反思诸如社会调查到社区研究这样的简单思路，更要重新理解理论史上所谓的“进步主义式”的道德本身。这一工作对重新认识早期社会研究和今天的社会学民族志都具有意义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