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基础教育政策变迁历程、逻辑及展望

[提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民族基础教育政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普及初等教育主导下构建民族基础教育管理体系（1949-1980年）、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健全民族基础教育补偿体系（1981-1991年）、以实现“两基”为前提构建民族基础教育法治体系（1992-2001年）、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主要方式构建道德教育体系（2002-2014年）、以特色发展为工作重点挖掘民族基础教育文化体系（2015年至今）五个阶段。呈现出从“补偿体系健全”到“文化体系挖掘”，坚持“优惠与特色”为主要特征的“政策—理念”演进逻辑；从“教育规律遵循”到“民族政策贯彻”，坚持“教育政策贯彻与民族政策宣传”并重的“政策—环境”演进逻辑；从“管理体系建构”到“法治体系完善”，坚持“政府主导，民众参与”为特点的“政策—行动”演进逻辑。面对新时代背景与发展机遇，民族基础教育政策要坚持特色发展，引导政策理念向“文化性与人本性”的回归；遵循政策规律，创设“教育规律与民族工作规律”共显的政策环境；坚持良法善治，采取“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的政策行动，助推民族基础教育实现优质均衡发展。     

日本红十字会参与疫情危机应对的机制及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捐赠款物,体现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精神。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依循惯例,迅速指定省、市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作为接受社会捐助的专责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疫情重灾区湖北、武汉的红十字会却暴露出救援物资分配不均、捐赠收取管理费等问题。本文从国际比较视野出发,选取日本红十字会为研究对象,采取政策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考察日本红十字会的疫情防控参与机制与捐赠款物分配机制,并提出对中国的若干启示。     

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

在系统思维的意义上,中国应急管理实践存在着社会变迁、治理转型、政府架构、政策体系、运行机制五个维度的内在结构。以2003年"非典"疫情至2013年"芦山地震"十年间的重大灾害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案例研究,讨论中国应急管理在这五个尺度上的结构变化。总体来看,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固化与结构演进并存,目前以结构固化为主,但也存在推动结构演进的动力。通过归纳逻辑和类比方式,可以对中国应急管理的结构固化进行理论概化,提出"彗星"结构与"彗尾"效应,形成关于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的理论命题。中国应急管理脱离结构单独推进是陷入目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应急管理的发展需要回归结构,顺势而为,推动应急管理的结构演进。     

社会变迁视角下的民国丧葬礼俗变革

由于社会的变迁,民国时期的丧葬礼俗变革不只是表现形式的变化,更主要的是动摇了丧葬礼俗的伦理精神,由原来维护"亲亲、尊尊"的等级制度过渡到体现民主科学精神,它是一种制度革命,还是一种身体革命,是四千年来的一次巨变。它既是民主科学文化理念的体现,也是民主共和政治观念的巩固。从此,丧葬开始由身份性转向经济性,由礼制走向民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工具主义与当代英国文化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

英国文化政策建立在文化工具主义基础之上,文化功能一方面指向经济发展,其主要路径是智力资本集聚与创意技能培育;另一方面指向社会融合,其主要路径是审美教育与文化认同.然而,工具主义文化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文化与社会融合、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也并不能被实践所证明.对文化界定的模糊反而导致英国文化政策产生摇摆与困惑,创意产业带来的大众娱乐的发展也有将英国传统文化和高雅艺术边缘化的危险.     

挪威育儿家庭政策的经验

育儿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家庭问题,也是关于福利国家和性别平等争论的主要战场。在育儿家庭政策方面有代表性的是北欧国家,挪威在育儿方面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经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国际视野中,挪威的育儿家庭政策不仅是"妇女友好"的福利政策,同时也是"孩子友好"的福利政策,对我国出台育儿家庭政策可提供一定的借鉴,包括制定法定的休假政策、采取局部地区试点实施和设立专门的机构加强监管。     

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及其治理思考

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是我国当前最主要的家庭形态，迁移行为对留守儿童健康水平影响明显。本文采用指数法构建适合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评价的方法和工具，以四川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发现，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整体表现良好，不过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的结构性差异依然存在，身体健康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部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和道德健康明显表现不佳；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健康水平有差异但表现并不明显，家庭健康治理能力偏弱是两类农村儿童健康治理的核心问题。文章提出，父母应作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促进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孩子与父母分离的基本方案，要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平等健康治理体系和关爱体系。     

新常态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以产能过剩的调整为例

新常态下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产能过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过剩问题具有必然性，我国具有市场机制下发生产能过剩的共同原因和因素。借助市场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我国当前由特定原因形成的产能过剩，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产能过剩的内在可能性和原因。因为市场机制同样存在有限性和副作用，甚至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本身就是引发产品和产能过剩的环境，而干预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存在不少问题，回顾过去几年政府采取的应对政策的成效并不太显著。从长期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将政府的指导、调节与市场调节机制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较好地缓解产能过剩问题。新一届政府在新常态条件下既努力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同时也采用有限的适度调节即“微调”政策，适合我国新常态特点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已有的宏观调控理论实现了发展和深化。     

中小企业如何走出员工培训的思想误区

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出通知,组织开展“企业微课”线上培训工作,为中小企业送政策、送技术、送管理,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据了解,为保证疫情期间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停课不停学不停训,各级政府和劳动保障部门都积极推进职业技能线上培训活动,并重点针对中小企业出台线上培训补助政策,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技能人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