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信号博弈的卖方欺诈行为分析

本文主要基于信号博弈的卖方欺诈行为进行研究，假设拍卖中可能存在欺诈型和诚实型两种卖家，其中欺诈行为有概率发生在第二价格拍卖中：欺诈型卖方冒充竞拍者递交仅次于最高价的报价从而获得额外收益。两种卖家根据各自效用选择拍卖形式：第一价格或者第二价格。而竞买者将卖者的选择作为信号，更新对卖方类型的判断，然后制定报价策略。这是一个买卖方信号交叉影响的过程。考虑到拍卖过程中买方价值相关性，本文在建立模型中参考了关联价值原理。针对该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了不同情况下的买卖方策略，并且研究了买方报价、买方判断、卖方收益三者之间的关系。文中利用贝叶斯公式对双方的策略选择问题进行预测，与单纯的概率分布方法相比，更具实践价值。     

内部治理视域下世界一流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新定位

"双一流"大学建设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新一轮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现代化的大学治理体系是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教育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着巨大的凝聚、感召和动员作用,也是解决各种矛盾的有力武器,是推动一流大学建设的磅礴力量,可以在政治定位上、价值引领上、机制建设上助力大学治理。因此,必须要让思想政治教育在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的设计中提升引领力,在运行中强化感召力,在反思中增加信誉度。     

嵌入性理论视角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实践

通过"嵌入性"理论视角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实践具有宏观和微观的适用性。从思想嵌入、活动嵌入和组织嵌入的角度提升红色基因系列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增强高校思政教育工作质量,实现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从思想、活动、组织层面的主体内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实践的目标所在。     

论萧红诗歌的美学特色及其创作转向

从萧红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描写萧红儿时跟随祖父学习《千家诗》的视角切入，探索萧红的诗歌与古典诗词之间的内在联系。将萧红的诗歌创作带入新诗时代语境，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挖掘其诗歌的叠词美、意象美、色彩美、图式美等美学特色。从其诗歌中个人情感的弱势抒写、现实关怀的相对不足、高远境界的升华不足等方面，分析其诗歌存在的缺陷，考察其创作由诗歌转向小说、散文的内外之因，以及这一创作转向后她所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原因，从而更好地全面把握萧红创作的美学特色与艺术追求。     

流域小水电站开发生态补偿研究——以大樟溪流域为例

基于福建省违规小水电清理整顿的背景,结合国内外水电站生态补偿研究动态,以大樟溪流域水电开发为例,分析流域水电站梯级开发造成的环境影响,评估测算主要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探讨流域水电开发生态补偿的标准,在未考虑水电开发正效益前提下,大樟溪流域水电开发每度电每年生态补偿金为0.15元,其生态补偿运行成本占上网电价的比例为32.3%~62.2%。由于小水电站装机容量小,开发的经济成本高,若同时从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两方面考虑,新建的小水电若生态补偿成本占上网电价的50%及以上,理论上是不可行的。该文对流域水电开发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核算,进一步理顺流域水电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为水电开发者和环境保护管理者提供理论依据。     

"非师范类"院校之公共史学课程建设

高等院校中的历史学专业受到学科性质和社会需求等方面的影响,毕业生就业的路径相对偏窄,而属于基础教育类别的历史教师逐渐成为"师范类"历史系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岗位,进而对广大"非师范类"院校历史专业的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公共史学课程的设置成为突破高等院校历史学科建设瓶颈的有效路径,不仅有助于提升历史专业学生的专业素养,协调理论教育与实践培养的逻辑关系,而且有利于拓宽历史系毕业生的就业渠道,促进专业建设与市场需求的良性循环.公共史学课程的建设要求高等院校重塑专业培养的目标定位,构建以市场和公众需求为主导的人才培养模式,充分结合国家教育部关于新时代"新文科"建设和实践课程发展的政策要求,利用综合性院校的学科多样化优势,注重历史学与经济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内在联系,加强以服务公众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     

民族基础教育政策变迁历程、逻辑及展望

[提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民族基础教育政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普及初等教育主导下构建民族基础教育管理体系（1949-1980年）、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健全民族基础教育补偿体系（1981-1991年）、以实现“两基”为前提构建民族基础教育法治体系（1992-2001年）、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主要方式构建道德教育体系（2002-2014年）、以特色发展为工作重点挖掘民族基础教育文化体系（2015年至今）五个阶段。呈现出从“补偿体系健全”到“文化体系挖掘”，坚持“优惠与特色”为主要特征的“政策—理念”演进逻辑；从“教育规律遵循”到“民族政策贯彻”，坚持“教育政策贯彻与民族政策宣传”并重的“政策—环境”演进逻辑；从“管理体系建构”到“法治体系完善”，坚持“政府主导，民众参与”为特点的“政策—行动”演进逻辑。面对新时代背景与发展机遇，民族基础教育政策要坚持特色发展，引导政策理念向“文化性与人本性”的回归；遵循政策规律，创设“教育规律与民族工作规律”共显的政策环境；坚持良法善治，采取“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的政策行动，助推民族基础教育实现优质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