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权的转移对英国民主发展的影响——13至16世纪英国财政史分析

笔者以财政权的转移为切入点去探索英国民主的生成。通过分析历史上英国从依赖王室财产的家计财政向依赖税收的公共财政转移过程,从两方面研究这一转变与民主的关系,一是财政来源与民主,其中包括税源的变化和纳税主体的变化对民主的影响;二是由此导致的财政权的转移带来的近代早期民主萌芽。在此基础上,总结公共财政与代议制民主的内在关系以及西方自由民主的内涵。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价值取向与制度选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践行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战略举措,是党带领广大人民践行协商民主的标志性成果。从价值取向角度看,我国协商民主制度选择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承和现实价值定位,根本目的在于充分保障人民的当家做主权利。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要立足于现有政治框架,从法制化、系统化、机制化角度,切实深入推进。     

论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解放政治

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消极性与保守性,变相肯定了作为政治解放成果的资本主义政治国家。要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就必须与为政治解放辩护的旧哲学世界观决裂。资本主义政治国家以虚假普遍性强化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继宗教异化之后发生了政治异化。因此,马克思提出了政治批判的现实任务,解放政治成为超越政治解放的出路。马克思勾勒了解放政治的大致轮廓: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初步确立,申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全体社会成员真实参与公共事务。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个人的相互联结构成了国家与社会,人民才是国家与社会的真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以人的真正解放为指引,为向共产主义共同体过渡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文明基础。     

当司法遭遇民意——以吴英案为例

昊英案引发了人们对司法和民意关系的探讨。许多学者坚持“司法的归司法,舆论的归舆论”,即民意不得干预司法审判。其实,这一司法伦理规则仅适用于立法公正、司法独立的情形。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来看,司法并非与民意天然隔绝,随着民主化、法治化的进程,司法伦理规则是逐步确立并完善的。中国目前仍处于形式法治初创时期,不应一味机械地模仿成熟法治国家的司法伦理规则。     

竞争、民主与和谐社会

竞争带来效率,公平竞争使每个人产生最大效率,民主促进公平竞争,民主是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根源。在经济社会中,每个人的智力、体力、财产等是不同的,其产生的效率也不同。效率不同,收入也不同。财富的累积作用使贫富两极分化,产生2/8现象,带来社会的不稳定。与经济竞争相反,民主的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现代民主的发展也使多数人决定政府,使多数效率较低或财富较少的人决定政策,影响财富的再分配,减缓两极过渡分化,带来社会稳定,同时也降低竞争程度和效率。     

论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环境法治中的应用

环境保护作为公共事务,需要一种公共治理模式,在公共治理中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团体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环境协商民主机制是建立环境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网络治理机制的最佳途径,是突破环境法律制度瓶颈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环境公共领域良好治理的重要保障。环境协商民主机制在环境法治中能够并应该发挥“造法”功能,为环境法的理念、原则和制度创新提供合法性基础。环境法治需要依赖环境协商民主机制,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程序机制,保障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团体以平等的身份通过民主协商设定各自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设定各自的权力、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实现环境公平正义。环境协商民主在中国还是一个新事物,应受到环境法学界的关注。     

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思考

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需要处理好协商民主与坚持党的领导的关系、协商民主与人民政协的关系以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关系。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建设要围绕"一个中心,两个重点"。一个中心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之路;两个重点即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文化的建设和协商实体规范的建设。     

民主的悖论:公共舆论与美国外交决策

公共舆论对美国外交决策没有显著的影响。美国外交的这一反民主特性有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原因:在公众需求方面,大多数公众既对外交事务不感兴趣,也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结果很容易受到领袖政治倾向的影响;在政治供给方面,美国公众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危机决策和许多安全性非危机决策之外。不仅如此,政治家还通过控制信息来源来左右公众舆论,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政党和选举制度决定了政治家并不需要所有选民的支持。     

论民主的弊端

民主制真正的弊端只有一个：民主制所固有的多数裁定原则无法避免自相矛盾的、非常不合理的、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是,多数裁定乃是无奈的选择,因为非多数裁定（一人独裁和少数裁定）不但与多数裁定一样无法避免自相矛盾的悖论,而且必然导致更加不合理、更加严重的错误,多数裁定是最不坏的原则。更何况,多数裁定虽为民主制所固有,却不是民主制唯一原则。民主制还可以存在避免多数裁定弊端的原则,如补偿和保护少数原则、协商民主原则、三权分立原则和宪政民主原则,等等。因此,民主制分为两种：一种是接受避免多数裁定弊端的原则限制的民主制,可以称之为“宪政民主”,这种民主制虽然固有多数裁定原则却能够避免其弊端,因而堪称白玉无瑕,是“唯一好”的政体;另一种是非宪政民主,这种民主制不能避免多数裁定的弊端,因而堪称白玉微瑕,是“最不坏”的政体。     

筑牢基础:关注基层政协协商民主真实有效的现实路径

协商民主理论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中国协商民主理论虽不及西方完善,但我国有丰富的实践探索。自中共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理论指导下,我国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实践,其中尤以以人民政协为载体的参政议政、民主协商最为突出。人民政协是我国协商民主的最主要形式,同时政协也在践行民主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人民政协特别是基层政协在民主协商的实践中却面临着困境,主要表现为制度化水平低,参与平台少,参与效能低等问题,没有真正体现其协商本色。基层政协实现民主协商需要社会资本、公共理性、公民社会等作为基础,从协商民主基础这个视角来分析社会资本和公共理性对于基层政协发挥实效的基础作用,以期对基层政协民主协商建设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