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绅及乡镇权力结构——以浙江省海宁县长安镇为中心

近代乡村社会的权力格局与传统社会大不相同,突出表现为现代社会中新阶层的出现以及现代国家政权的建设直接影响到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控制乡村社会的精英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随着国家行政体系的延伸而形成的新阶层。浙江省海宁县长安镇张铁民作为抗战以后的一名新官绅,利用自身的亲属关系网络和国民党员的政治身份,确立了在乡镇中的权威地位。国民党县党部通过非组织形式控制乡镇新官绅,插手乡镇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乡村社会的领导权。基层组织的薄弱特征决定了国民党在控制乡村社会的同时,无法利用行政手段从根本上削弱地方权威的影响和地位。在战争的动荡中,国民党未能为新官绅提供足够的利益保障,新官绅与乡村社会同时走向国民政府的反面。     

论人性的基本倾向与反腐败制度体系建设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提出要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认为"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要建立这种制度体系,还需要从理论上深刻反思关于腐败成因的"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说",深入探讨人性及其与腐败的内在关系等问题.对人性的判断是建立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哲学基础.对人性的不同认识决定着不同的治国思路和制度设计取向.历史经验和科学研究都证明:自私自利是人性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倾向,是腐败行为发生的内在基础;掌握公共权力且缺乏有效的客观监督制约是腐败赖以发生的外在条件,所以就反腐败而言,法律制度比道德更重要.     

后战国时期自然合理性观念研究

所谓"自然合理性",主要就是指"天时","天时"是一个时间秩序问题.时间秩序就是用时间来控制和安排政治事务的制度.自然合理性就是考虑如何通过时间的调节来使政治运作吻合于自然规则.在后战国时期,时间与权力的制度性结合和观念性渗透呈现出某种转折性态势,从而在政治思想史上构成一个特殊的重要时期.因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超级权力体系的出现,将时间引入政治实践才有了稳定的制度基础.     

“不在状态” 与美女广告

成都的4月-5月，掀起了一场强烈的“官场冲击波”。     

推进行政主体间和谐 促进和谐社会构建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执政党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提高能有效的促使一个具有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而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行政主体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和工具。要构建和谐社会,行政主体间的和谐是一个关键。     

太平天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权力再分配格局的形成

太平天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出现了权力再分配的格局。在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放权督抚的政策,允许地方进行自救。清政府这种政策调整的结果,造成国家权力由中央到地方的逐渐下移,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分权体制所代替,晚清内轻外重局面基本形成。     

国家与地方势力:清代鄂西南土家族地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

清初国家不断强化对少数民族边缘地区的治理,但清代中后期,伴随着汉化的进程,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士绅作为国家与宗族的中介,日益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中心.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变,使民族边缘地区的乡村社会再次出现自治的倾向.     

吹风

王建明：公共权力比较集中的垄断行业成为贪污贿赂犯罪重点；周小川：当前金融风险问题不容忽视；     

皇帝与功臣的囚徒困境

皇帝和功臣其实是处于一种“囚徒困境”：皇帝担心功臣拥有的权力危及皇权，而功臣怕被兔死狗烹而不敢放弃自己的权力，这种互相猜忌容易导致皇帝痛下杀手和功臣铤而走险。     

视淫权力批判

视淫是从自身身体-肤觉感受出发对异性身体的观看。这一观看中男子具有一定的主动性,进而形成一定的视淫权力。视淫权力的特性之一是对女子身体的分割,所导致的是男女交流的错位。而女子一方面拒斥男性视淫权力,另一方面则是在长期的权力约束下的顺从和迎合。视淫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把审美引入了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