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附颂德到托物抒情--试论汉代咏物赋的意义转变

在汉代文学史上,与苑猎京都大赋和抒情言志赋保持同样均衡发展态势的还有咏物赋。而且和前代文学中的咏物描写相比,西汉及东汉初期的咏物赋在独特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呈现出比附颂德的特点,它们强调德行使物象发生的情态改变,有一个自上而下施德的转折,所以其歌颂的对象是以帝王为主。而东汉中后期受时代变化的影响,有些咏物赋开始藉外物来抒发赋家内心之胸臆,有些则增加了对物象本身物质形态的描绘,而且在尽物之态的同时还流露出一些审美观照,将赋家的内心体察以及物象特性巨细无遗地表现出来。而汉代咏物赋这种从比附颂德到托物抒情的转变,正可使我们捕捉和把握到其中所体现的时代、文体以及赋家思想的变化轨迹。     

汉代赎死制度研究

汉代赎刑中的赎死可以区分为"独立赎刑"性质的赎死,以及"附属赎刑"性质的赎死。独立赎刑性质的赎死主要存续于西汉初期至吕后时期,执行方式主要有以金赎死、以钱赎死及以爵赎死。附属赎刑性质的赎死在西汉初期鲜有记载,盛行于汉武帝时期,后一直延续至东汉时期。附属赎刑性质的赎死执行方式则更为丰富、灵活。通过对《张家山汉墓竹简》《史记》《汉书》及《后汉书》的研究,两汉时期赎死制度的施行情况得以较为清晰的呈现。受特定社会条件的影响,两汉赎死制度不断发展变化,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汉代画像石墓中的画像布局及其意义研究

在现代社会,考古是走进历史,验证历史的一个很好手段,随着我国考古技术的发展,很多历史得以验证.根据考古发现,在我国汉代,人们也存在着独特的丧葬习俗,尤其是对于一些地位显赫的人来说,会为自己建造石墓,并且在石墓上面还会进行画像的雕刻和创作,这一发现使得人们对石墓的画像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对于石墓画像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深入了解汉代的风俗与文化,同时还可以对于石墓主人进行考证发现,帮助考古人员揭开汉代的真实历史面貌.     

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瘟疫研究

两汉时期的中原地区是瘟疫高发区,尤其是东汉中后期出现了疫病高峰,导致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造成经济萧条,引发人们的信仰危机,给中原大地社会、经济及家庭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诱发瘟疫的因素,主要有生态环境的失调、寒暑错时、乱世混战及民众的不良习俗等所致。为了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汉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救治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有效防治疫情,但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疫情,给生还者以心灵安慰,为灾区疫后民众的生活重建和生产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论西王母文学形象在东汉的初步定型及其文化成因

西王母是上古文学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位女神形象,其形象的演进有着很强的典范意义。迄于东汉的文学中的西王母形象的演变,呈现出这样的规律:由原始到文明、由简单到复杂、由随意到初步定型、由可怕到可敬、由高不可攀的狰狞神怪到可亲可昵的慈悲美妇、由功能单一的凶神到无所不能拯济苍生的救世主。该形象从普通神灵逐渐升格为主宰女神,其中的关键,是贯穿两汉的从上至下的对于长生久视与延年益寿的精神渴求与现实需要以及相关的宗教因素。     

被曲解的“无后为大”

中国自西周就开始有孝道。影响最广的,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孟子·离娄上》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实,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不孝有三种,以不守后代之责为大。＂孟子的原意,并不是说不生孩子就是不孝,最不孝的是没有对长辈尽到后代的责任。     

汉人对时日禁忌的反思与批判

为了趋吉避凶，汉代社会普遍迷信时日禁忌。然而日禁过于严苛繁密，往往“使人拘而多所畏”，故而引起了汉人的反思与批判。在遭遇紧迫之事而“不得择日”时，日者往往通过举行救禳仪式以祛除灾祸，变通行事。一些士人则认为，时日本无吉凶，不过是人内心有所忌讳才会生出禁忌，若能“考于心”而不“围心”，则可以“不问时日”“不拘日禁”。儒家传统则特别强调“人事”的作用，认为为善者为吉人，为恶者为凶人，吉人遇吉日，凶人则遇凶日，从而将时日的吉凶归结为道德层面的善恶。王充则认为，吉人、凶人并非由善恶所致，而是命定的，从而彻底否定了人对于命运、吉凶的主动性。而无论是强调“心”、人事还是命运，都否定了时日所具有的吉凶属性，从而消解了时日禁忌观念的理论基础。     

汉代政府公务“招募”活动研究

汉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着雇佣关系,此种关系也被汉政府以＂招募＂的形式大量利用。除募兵外,汉政府在许多经济、政治活动中采用了＂招募＂的形式,像募凶杀人、募人出使、募人除害等。其薪酬除金钱给付外,还有封王赐爵、赐田宅、赦免罪行等。其有着自己的特点,如带有强制性、种类多样化、报酬多元性及非等价性、主体范围特别大。它们保证了政务活动的顺利实施,加强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     

论汉代文学主体身份的多元形态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创作主体居于某种特定身份的言说。汉代文学主体的身份受政治格局、权势分布以及时代思潮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形态：其中既包括以群体身份出现的文学主体,如诸侯王宾客群体,天子文学侍从群体,幕府文士群体;也包括以个体身份呈现的文学主体,如帝、王、后、妃,公、卿、大夫,郎、史,太守、郡丞、郡县小吏以及岩穴隐逸之士等。身份各异的汉代“文人”创造了色彩纷呈的汉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