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角色转型——兼论中国困境与出路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1.0时期、2.0时期到3.0时期，城市逐渐实现了从“幕后参与者”到“共同引领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转型既得益于全球治理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更受惠于城市外交理论的推动和全球气候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之驱使。就目前来看，中国城市的这一“共同引领者”角色还无法完全体现出来——不仅在隐性的“南北分割”的权力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分歧中，面临着对外发展的困境；而且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行动的“单向”型构造及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治理责任”的两难抉择中，面临着对内优化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可以采取“两条干路+六条支路”的“两轨并行”式路径来寻求合理的应对之策。国家可以在寻求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之时，进一步完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立法，并赋予城市以一定的自主性；而城市也可以在深化城市气候外交，加强与国家的“双向”型气候治理互动的同时，推动“韧性城市”的长效发展。     

内自同城化的生成机制与对策研究

内自同城化作为推动内江、自贡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工程,是"一干多支、五区协同"的具体实践,已经成为川内城市综合治理的一大创举。本文对同城化概念进行界定,回顾了内自同城化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内容,内江、自贡因区位紧密一体、产业优势互补、交通方便快捷、文化趋向同质、行政主导强烈等因素达成了同城化意愿并加快了同城化进程。内自同城化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协调机制不够健全、周边竞争态势严峻、交通建设推进迟缓、协同共治效果欠佳,因此建议通过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同步增强综合竞争力、加快交通建设进程、提升协同共治效果等方式实现全域同城化。     

繁华背后的隐忧——制度、文化与理性人冲击下的青少年创新教育项目

中国青少年创新教育项目已得到广泛开展,项目成果也获得积极宣传,但项目背后的实施困境却不被关注。以一项国家级青少年创新教育项目为例,通过扎根理论的研究路径,探索出一个解释实施困境的"制度—文化—行为"模型,发现制度冲突、文化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组织行为选择是困境产生的深层原因。在制度上,教育制度和创新教育项目之间存在二元合法性冲突,前者产生的强大作用力会抵消后者作用力;在文化上,激烈的高考竞争使得科举以来的应试文化得以延续,强大的应试文化使相关群体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认同心理;在行为上,个体和组织都会依据所处的制度和文化做出基于利益的理性行为选择,同时组织的行为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人的行为选择。此外,根据设计的"制度、文化—组织行为"二维坐标系,发现创新教育项目设想的实施情形很难存在,由当下的"现实情形"转向"理想情形"仍任重道远。     

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机制创新探究

近些年来,村干部"微权力"腐败呈高发态势,给农村各项事业与党的执政形象及执政基础带来巨大危害。村干部"微权力"腐败尽管类型各异、成因复杂,但其根本原因在于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机制的滞后或缺失。要破解我国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难题,必须建立健全农村村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农村基层法治机制、村干部权力监管机制和村干部保障激励机制。     

试论投资基金的治理结构

投资基金的治理结构包含三个层次,即基金的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制度安排、基金内部约束机制、外部市场压力及监管制度。针对我国基金治理结构目前存在的问题,可通过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将基金经理的报酬机制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挂钩、增强外部市场的竞争压力等途径,使之逐步完善。     

信息时代国际传播的控制:从管制到治理

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国际传播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使得民族国家的传播管制面临挑战,而把治理的理念引入国际传播领域,有助于探索在信息技术革命条件下国际传播管理的新途径。国际传播控制从管制到治理,实际是对国际传播秩序的改造和完善:从参与的主体看,承担维持国际传播秩序任务的既有政府组织,也有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团体等;从治理内容看,于侧重意识形态之外,又加入了保护民族文化、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等新内容;从范围上说,它已不限于领土范围之内,而是积极参与国际传播领域的合作,以建立有利于完成国内传播控制目的的国际传播环境。     

曾文清与汪文宣形象内涵比较

处在新旧文化交替与断裂时期的曾文清、汪文宣由于各自身份角色的相似与相异 ,造成他们类似的社会生存境遇和不同的文化生存境遇 ,从而展现了两类文化人的生存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