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行政价值的历史演变及其现实选择

公共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基石、动力源泉和理性后盾，是推动公共行政活动开展的“软因素”，反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政的希望和理想、信仰和依托。整个社会必须在一定的公共行政价值的指引下，才能体现出发展的有序性，只有在正确、适宜的公共行政价值指导下，社会的稳定及有序发展才是有可能的。然而，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府所选择的公共行政价值是不同的。     

社会公众法律信仰缺失原因之管窥

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对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具有重大影响，而中国社会缺乏普遍信仰法律的传统。社会公众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中传统因素的作用固然很大，但是，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同时。法律移植过程中没有注意到其精神实质和内涵的传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论西方法治理论之基础

西方的法治产生于近现代,但是法治思想和观念发端于古希腊,经过中世纪长期的酝酿之后逐渐形成和完善。本文对西方法治理论的出发点即基础进行分析和探索,探讨西方的法治理论合理性结构的内在机理。本文认为,西方法治理论建构的基础,即人性的预设,保证了法治理论本身的合理化,西方法治理论的基础为二元:即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两点本质区别

(一)理论基础不同: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其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民主与法制的理论等.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和实践论

文章着眼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贯彻执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伟大方略,从理性上正确阐述“德治”和“法治”之间的关系;要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法治”和“德治”中有益传统成分,为我所用;论述了“法治”和“德治”之间存在着主次之分的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把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地相结合,使两者相得益彰,取得治国效益的最大化;要注重“法治”和“德治”的实践操作,优化对从严治党和从严治官的教育和整顿投入,建立对权力独立、有效的循环监督机制,循序渐进地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论当下中国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立法实践

文章从立法实践的角度分析了当下中国法治对道德建设的推动作用,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平等权与自由权的规范与保护是社会主义道德文明的体现;二是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维护与恢复是道德建设的有力推进;三是对诚信原则的规定与倡导是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信念支撑;四是对家庭、邻里伦理道德的维护与弘扬是道德建设的落脚点。从而构成对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立法实践问题的比较完整的认识。     

道德化反腐的冷思考

反腐败是世界性课题。腐败使许多国家的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冲突频繁,政局动荡,同时,还使经济生活受到许多不利影响。各国政府在努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地探寻遏制腐败的良策。中国政府一直把反腐败作为经济建设的润滑剂和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的腐败越来越呈蔓延和扩张之势。对此,就中国道德化特征的反腐方式进行一些理性的、批评式的探寻与思考,试图予反腐以借鉴。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法理念

摘党的十六大报告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本质上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一次彻底变革，法治是这场变革的根本保障。中国法治要有效发挥其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保障作用，就必须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实现自身价值理念的革新。     

论法治对和谐社会的价值意义

从法治与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关联性入手，论证了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所具有的形式价渣、实体价值和程序价值，从而证实了法治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意义。     

论法治的制度伦理和个人道德

法治的道德基础包含制度伦理和个人道德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制度层面上，法治的人道主义内涵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维护。对个人来说，自觉守法对法治的维系至关重要。制度的正义性配置有助于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和法律信仰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