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地位与独立行使审判权 ——当下我国司法改革路径的思考

独立行使审判权早已成为专门司法机构解决纠纷必须具有的权力和责任,但是不同国家对于审判权的独立行使的价值追求和机制保障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但宪法本身对于独立行使的条件以及如何独立行使审判权没有进行具体界定。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状况是不满意的:一方面认为法院没有能够排除干预,在解决纠纷过程中考虑了非法的因素;另一方面法院认为自己处于各种约束和规制之中,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条件和前提尚不健全;更有一种观点认为,法院本身只是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必定要融合到社会大局之中,所谓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是一种宣示、一种及其有限的并且可以改变的司法要求。独立行使审判权对于司法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要求。考察我国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历史传统和实践状况,对于把握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有关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重新定位及相关改革措施具有深远意义。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法院角色、逆向选择与社会结构——以泰州1.6亿赔偿案为样本的法社会学分析

环境公益诉讼中的法院同时显现出政策实施者、自我创新和突破者、与行政的合谋者、政治问题向法律问题的技术转化者等多重角色,逆向选择效应可以解释环境纠纷高发而诉讼低发的现象,环境公益诉讼基于案件社会结构的差异存在受理与否及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环境公益诉讼中法院应当注重被动中立审判,保障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审级独立,保证环境公益诉讼在全国范围内立案和裁判标准的统一,同时注重自身的去利益化。应当克服选择性立案弊端,避免潜在的起诉者和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被逆向淘汰出诉讼市场。     

台湾地区智慧财产法院的设立及运作机制评析——兼论对我国大陆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启示

为了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诉讼效率和改善国际形象,台湾地区设立了智慧财产法院。智慧财产法院采取"三审合一"的诉讼模式,但其对知识产权案件为非专属管辖。基于知识产权案件的特殊性,台湾地区非常强调法官和技术审查官的专业化,同时赋予智慧财产法院在侵权案件中对知识产权有效性进行判断的权力。我国大陆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在配套措施、法官的专业化以及知识产权有效性的司法审查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尝试。     

依法抗争中的“法院不受理”现象研究

随着公众环境意识、公民意识与法律意识的提升,环境抗争事件时有发生,底层社会日益重视通过依法抗争维护自身权益,但时常遭遇"法院不受理"困境。它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案件不符合受理条件,法院依法作出不予受理裁决,二是鉴于案件的敏感性等因素,法院不愿受理或不敢受理。其中,后一种类型的"法院不受理"源自利益链条或行政干预,主要存在于环境受损者的抗争维权、环境公益诉讼以及行政诉讼等环节。"法院不受理"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效应,导致环境公正受阻、司法认同危机、信访洪峰压力增大,并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法院不受理"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为破解"法院不受理"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契机,但关键还在于推动司法独立。     

论体育用品驰名商标的认定及保护

一、驰名商标的认定驰名商标要取得特殊保护,应当先取得保护机关(商标管理机关和法院)的认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包括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为国家管理商标事务的行政机关,在其负责行政执法的范围内,有权对商标是否驰名做出认定。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五条对此做了规定。法院对有关的涉案商标是否驰名,亦有权做出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     

准确把握《纪要》 冲破“误区”困扰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从这一规定我们不难看出贪污罪与其他侵犯财产罪一样,只要具备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就应认定犯罪。然而,在一些地区,部分司法机关的司法实践中对法律条文的理解、执行却出现了任意性、随意性,将“赃款去向”作为认定贪污罪的必备要件。被告人辩解将贪污的赃款用于“为公支出”,如请客、送礼或其他消费等,对这一部分“为公支出”是否应从贪污犯罪数额中扣除,司法实践中出现反差、误区。针对这一问题,2003年11月13…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

党中央作出在全国政法系统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重大部署，是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在人民法院开展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教育，建立法制思想理论体系，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和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岗位目标责任制与法院人员业绩评价体系的构建

岗位目标责任制引入法院人事管理、建立法院人员业绩评价体系 ,是法院人事管理工作的一大进步。当前的法官业绩评价存在考核对象缺失、责任设计不当、分数量化不合理、考核结果应用不足等问题。实行岗位目标责任制要“把握好五个原则”、“突出四项内容”、“抓好四个环节” ,并处理好考核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近代天津永租契约探微

朱文通以民国时期河北高等法院档案为个例对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动向展开探讨。文章认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新资料至关重要。民国时期河北高等法院档案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如能得到充分发掘利用,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肖红松对民国时期河北的烟毒吸食问题进行探讨后指出,河北烟毒的吸食群体总量在三十万人左右甚至更高,文章还对烟毒吸食群体以及烟毒吸食的蔓延趋势进行了多维度解读。王小梅以民国时期河北高等法院档案中的部分破产案卷为中心,对南京国民政府《破产法》的制定、实施及其所具有的作用、意义等情况进行了深刻剖析。任吉东探讨了近代天津永租房地契其在中国内部的固有形态以及在外力冲击下所产生的变化,阐释了天津土地契约形式在近代的蜕变,以及城市近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裴赞芬对中国继承法律文本的近代化、司法实践中的立嗣与女子继承权问题进行探讨后认为,民国时期近代继承法理念已从法律文本逐步渗入民间生活,实现了中国传统继承制度的近代嬗变。     

论宪法变迁与宪法解释

宪法变迁具有特定的含义,它不同于宪法的产生、发展和宪法修改。通过加强宪法解释等方式实现宪法变迁,避免频繁修改宪法,有利于良好宪政秩序的构建和宪法权威的树立。宪法解释是宪法变迁的一种重要方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基于此,应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宪法解释权,使其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权力衔接,形成二元宪法解释体制,并为宪法变迁的实现提供制度基础和运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