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反思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朱熹将天理与人心相区分,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是对程颢等学者过于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而忽视具体实践工夫的一种矫正。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促进了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晚唐五代诗格的著作群体

群体研究具有个体研究不能取代的优点。晚唐五代诗格独特的著作群体对这一时期诗格独特风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著者身份的角度看,僧人是这一著作群体的主体,晚唐五代诗格显然受到佛教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理论特征;从著者诗风的角度考察,晚唐五代诗格作者多为苦吟诗人,作诗重推敲重磨炼,受其影响,晚唐五代诗格论诗也以句法、磨炼为中心。     

陈献章的教育活动及思想

陈献章的教育活动及思想打破了明代中叶因循沉闷的局面 ,突出了“以自然为宗”的为学宗旨。文章论述了陈献章的“自得”之学和“静坐中养端倪”的修养方法 ,以及“以诗为教”的讲学特点 ,对当今的教育改革有所启发     

温庭筠禅思想论析

温庭筠游历佛寺,广结佛缘,与宗密禅师瓜葛颇深,明显受到了主张“直指知见”的荷泽宗禅思想的影响。文人对宗教思想的诠释是自由的。温庭筠还广泛接受了《庄子》、《涅槃经》和洪州宗的影响,旗帜鲜明地反对坐禅,重视直心自得的体证,认为人在世俗生活中就可能得到心灵的自由与解脱,使他的禅思想向“自然适意”的方向发展。但是,温庭筠执著于“诸行无常”的“生灭法”,始终无法臻于“寂灭为乐”的禅理的终极境界。     

近代甘青藏传佛教状况探析

近代甘肃、青海社会环境相对和平,民国地方政府开始实施近代化管理,设立新式教育,着力佛学研究,甘青藏传佛教有了较稳的社会基础;并得到了明显的发展:首先是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新增不少寺院,九世班禅也曾长期在此弘法,喜饶嘉措创办现代性僧伽学校,这一时期该地区还先后出现了达赖、班禅两位最重要活佛的转世灵童。其次,甘青藏学界两次进入西藏学习、交流,成为内地与西藏关系的纽带。最后,这一时期汉藏佛教交流进一步深入,在藏密东传的背景下产生了融合汉藏佛法的"法幢宗"。近代甘青藏传佛教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与汉藏关系的发展。     

从《心学宗》看方学渐的学派归属问题

方学渐,字达卿,号本庵,晚明理学家。黄宗羲《明儒学案》把他归入泰州学派,晚近学者则认为其思想属于心学与理学相调和的产物。本文认为,透过《心学宗》这部晚年作品,我们可以发现,方学渐批判的对象仅限于王龙溪,他把"致良知"看成是儒学的嫡传正宗,说明其自我定位仍属阳明一脉,他的许多观点都必须放在王学的脉络下才能得到理解。     

辽兴宗与辽道宗对比研究

辽兴宗耶律宗真与辽道宗耶律洪基父子先后登上皇帝宝座,执掌辽国政柄计７０余年,即从１０３１年至１１０１年。这７０年也恰恰是关乎辽国生死盛衰的重要时期。在这关键时期父子二人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对此《辽史》给予了相异的评价,大体上是兴宗为贤君,而道宗为昏君。而笔者通过对相关问题的仔细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藏式宗堡建筑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分布及其艺术特征研究

宗堡建筑是西藏官式建筑的重要形式,专指西藏地方政府宗(县)一级政府机关所在地,属于藏式宫殿建筑类型.西藏宗堡建筑起源很早,是宫殿、寺院,以及防御堡垒的综合体.宗堡建筑在属于藏传佛教文化圈的喜马拉雅地区,如拉达克、不丹等地也有分布,但在建筑风格上带有一定的本地化特征.文章试图通过对喜马拉雅地区藏式宗堡建筑艺术特点的分析,从建筑艺术角度说明藏传佛教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不仅对喜马拉雅地区政治以及社会制度有很大影响,对该区域的建筑类型也有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