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学宗》看方学渐的学派归属问题

方学渐,字达卿,号本庵,晚明理学家。黄宗羲《明儒学案》把他归入泰州学派,晚近学者则认为其思想属于心学与理学相调和的产物。本文认为,透过《心学宗》这部晚年作品,我们可以发现,方学渐批判的对象仅限于王龙溪,他把"致良知"看成是儒学的嫡传正宗,说明其自我定位仍属阳明一脉,他的许多观点都必须放在王学的脉络下才能得到理解。     

论冯友兰和金岳霖对形而上学的重建——《新理学》和《论道》的比较研究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思想界掀起了一股重建中国哲学的热潮,许多人都试图将他们所接受的外来学说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来并建构新型的系统。其中,冯友兰和金岳霖是比较著名的两位,他们分别在《新理学》和《论道》中建构了一独立的形而上学体系。但是,由于两人共同的思想背景(均接受了本世纪初流行于英美的新实在论)及大致相同的思维路向(均服膺逻辑分析法并用它来重新解释、组织和发挥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和范畴),这两个系统通常被看作是十分近似甚至相同的。例如,贺麟在四十年代就认为:“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与金先生的《论道》,在基本概念上是相同的。冯先生所谓理,相当于金先生所谓式,冯先生所谓气,相当于金先生所谓能。由无极之气到太极之理,所谓‘无极而太极’的过程,形成‘流行’的实际事物的世界,两人的说法也是相同的。”再加上写作过程中冯金二人过从甚密,相互影响,这种说法更显得确凿无疑。如果事实真是     

新理学和它的方法——读《新知言》

冯友兰抗战时期所著的“贞元六书”中,《新知言》是专讲新理学b方法论的,冯先生不满足于《新原道》对道统的叙述所确立的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他更希望通过“方法”把新理学放在现代世界哲学的广阔范围内加以考察。《新知言》首先从知识分类着手,讨论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试图给哲学划界;然后把哲学分为两种:普通所谓的形上学和真正的形上学(或“最哲学的哲学”),并且把真正的形上学的方法描述为两种即“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正的方法又叫逻辑分析法,负的方法实际上就是直觉的方法。《新知言》回顾了西方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几位大哲学家的方法论原则,如柏拉图的辩证法、斯宾诺莎的反观法和康德的批判法等,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对逻辑经验主义哲学观的考察和批判,以表显新理学的正的方法和逻辑经验论的逻辑分析法的异同,书的最后两章是论述负的方法即直觉方法的,这种负的方法在新理学整个理论体系的最终建构上起着关键的作用。     

《青原志略》成书考

《青原志略》为佛教寺志之一,诸家书目皆题曰笑峰大然编、施闰章补辑。其实,此书最终成于方以智之手。主要理由有三：第一,序作者施闰章、黎元宽、于藻、王辰等,皆称此书为方以智所编;第二,统计各卷内容,笑峰原稿不足六万字,方以智增补者则有十万字之多;第三,定稿之发凡起例,亦由方以智完成。之所以不署方以智之名,可能是因为该书刻版刷印之时,正值方氏受“粵案”牵连,被捕并死于押送途中。     

世界主义伦理观的国际政治困境

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作为全球性问题解决方案之一的世界主义伦理观日益受到关注。围绕全球风险、资源分配和国际危机应对等重大现实问题,世界主义伦理观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体现出国际政治伦理的更新。作为一种规范性概念,世界主义是对个体与他者关系的认知与定位,它涉及个体与他者关系中的道德界定与价值判断。在世界主义看来,所有人都有责任改善并丰富人类的总体人性,人类是一个种群意义上的整体,是一种原子式的构成,其中的个体皆为世界     

人权与国际伦理：基于世界主义视角的探究

人权为国际伦理确立价值基准。人权价值和人权理念使国际伦理的规范性角色得到日益强化的认可,使个体成为国际伦理的道德主体并获得独立的国际人格,国际伦理因人权伦理的普遍性而被赋予正当性内涵。作为人权价值及其普遍性体现之一的人权国际化,面临不干预原则与人权原则之间的张力、国际伦理认知差异导致的人权伦理冲突以及道德合法性与政治有效性之间的非对称性等伦理挑战。对于上述问题,世界主义人权伦理不认同对国际社会的“黑格尔伦理”认知,强调其“康德伦理”判断,论证作为无差别的存在者的个体不应该面对差别化的道德地位和人权境遇,诉求每位个体拥有复合式的公民身份和完整的人权保护机制。     

源流、论述和批判:世界主义的世界国家想象

作为一种思想传统,世界主义的世界国家想象具有悠久的思想源流,世界主义的多种思想形态在不同程度上包含着某种形式的世界国家想象;为数不少的思想者对这些想象进行过分析和论述,在世界国家的基础状况、产生条件、发生机制和演进阶段等议题上进行了不同的阐释.但是,世界主义的世界国家想象的机理与内涵未得到充分的论证,在可行性和愿望两个层面都不能得到颇具说服力的辩护.     

美国作家奥康纳

美国南方作家当中有两位残疾的女性，一位是《伤心咖啡馆之歌》的作者麦卡勒斯，风湿热、心脏病和半身不遂造就了这位以塑造孤独畸形的人物而著称的小说家。另一位是奥康纳。奥康纳的命运似乎更不幸，她只活了39岁，在她生命的最后15年里，不得不和家族遗传下来的红斑狼疮作殊死的搏斗，待在农庄里饲养孔雀成了这个未婚女士最无奈的选择。     

现代儒学的出路——读《儒学的现代转折》

在20世纪中国思想的舞台上,儒学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不幸的。在历次反传统的声浪中,儒学总是首当其冲,就足以说明问题。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反传统”和“反儒学”差不多是同义语,而把儒学和落后、愚昧、保守联在一起使用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人们的确有理由怀疑,儒学能否在变动不居的观代社会中度过难关,并获取一方属于它的领地。 可现代新儒家们却并不如此认为。这是一帮充满危机和忧患意识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正如该名称所昭示的,他们对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充满深情。在一种少见的道德热忱支配下,这帮人开始了接续“道统”、复兴儒学以便“寻根再植”的工作。如果说,在三四十年代,现代新儒家们的工作还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那么,到了今天,经过港台和海外一帮学者的宣传和发挥,观代新儒家成了任何一位关心中国文化建设的人所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影响力有日趋扩大的势头。     

方以智与左藏一

研究方以智生平与交游的学者,通常把左锐（藏一）看成方以智的弟子。但据《桐城耆旧传》《敬孚类稿》诸书,可证两人实属朋友而非师徒,故弟子说并不成立。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在于,马其昶的《桐城耆旧传》在排比史料时,误把左钺的妻、子系在了弟弟左锐的名下。另外,左锐是一位具有强烈遗民气节的学者,他对方以智的人格和学问极为推崇,他的作品《黄林合录》《中五说》以及与他相关的《仁树楼别录》,都是研究方以智晚年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